周恩来身上的“三严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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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小组按】

2014年3月9日,习近平在全国两会上,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就推进作风建设,提到“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的重要论述,即“三严三实”讲话。

今年4月1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文对2015年在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中开展“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作出安排。

提到“三严三实”,很多人会联想到周恩来总理。学习小组(微信号:xuexixiaozu)获得新书《在周恩来身边四十年》的独家授权,披露原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童小鹏,在周总理身上看到的“三严三实”,以飨组员。


 【一】严以修身

(1)坚决不盖国务院办公大楼

在筹备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北京“十大建筑”过程中,有关部门提出修建政府办公大楼的计划,并制作了在府右街西侧,从西安门大街到西长安街之间修建政府大楼的设计图纸。周恩来看到盖大楼方案之后,不批,还批评了有关同志。

国务院会议厅是国务院举行全体会议、常务会议的地方。但是这个会议厅是老式旧平房,面积狭小,开会时非常拥挤,且光线阴暗。早在50年代中期,有关方面就建议改建和扩大,周恩来不同意。为了解决开会时的拥挤问题,曾经打掉室内间隔,稍加修理,多添一些会议桌椅。周恩来看到后非常满意,说:“这不是很好嘛 !”

后来,又有人建议盖一座政府大楼,把国务院开会用的会议厅和办公室一起都解决。周恩来坚决不赞成。他提到,连清朝最后一个摄政王载沣办公的地方也只有东花厅、西花厅,办事的大员只有四五个人,他们的衙门总共不过十几个人。我们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能讲排场,只要我当一天总理,我就不盖政府大楼。

不久有关部门再次提起修建政府大楼的事,且呈出了设计图纸。周恩来依然不同意。一天晚上,他把国务院主管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副秘书长高登榜找去了解要盖大楼的情况。周恩来严肃地说:“只要我当总理,你们就要把大兴土木的念头取消,国务院不能带这个头。”他还征求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意见。

习仲勋说:“人民大会堂是人民代表开会讨论国家大事的地方,需要建筑。中南海这个地方,过去袁世凯、段祺瑞他们办过公,我们拾掇一下就可以办公了,不一定要盖办公大楼。如果要盖办公大楼,不是府右街一片民房都要拆掉?!”周恩来说:“你的意见很好,和我的想法一样,国务院不需要盖办公大楼。”他又一次宣布:“在我担任国务院总理期间,绝对不盖政府办公大楼。”他郑重地把国务院办公大楼这项建筑计划撤销了。

(2)为修缮西花厅自我批评

有关部门趁周恩来外出,对西花厅旧房进行保护原建筑物的修缮,把地面方砖改成地板,墙壁粉刷,柱子油漆了一下,还添了一些新的办公和生活用具。

周恩来从外地回京后,一进门发现房间里新添的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便立即退了出去,找主管同志严肃询问:“我是怎么交代你的?为什么搞这样铺张?国家正在困难时期,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他指着房间里的新添家具说:“把那些东西统统搬出去。否则,我不进去!”说后,总理便住到他经常办公和接见外宾的钓鱼台去,直到将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和灯具等,凡是能搬的都搬走,恢复了原来的旧东西,他才搬回家住。此后,他的房间再也没大修过。

修房子我是同意的,也有责任。事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我和行政秘书何谦同志说:“你们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对我是最熟悉的吧!你们花那么多的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些,你们为什么不想到……”我和何谦听后又感动又不安,当即做了检讨。

为了修缮西花厅一事,周恩来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多次作自我批评说:“我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我心中不安。”

 【二】严于用权

让侄子一辈子留在淮安

1961年7月3日,周恩来的侄儿尔辉在北京结婚,婚礼是在伯伯的西花厅家里举行的。周恩来和邓大姐两位老人家准备的礼物很简单:一床周恩来用过的床单,一件周恩来穿过的短袖衬衫,一条周恩来穿过的毛料裤子,没有置办新的东西。

周恩来笑着对两个年轻人说:“不要嫌不好。当年我们结婚比这还简朴,也没有请客,也没有买新衣服,条件比现在艰苦多了!艰苦朴素光荣嘛!”周尔辉就穿着伯伯穿过的衣服举行婚礼,感到很光荣。

结婚后,新郎回钢铁学院工作,新娘回淮安县工作,一对牛郎织女。当钢铁学院知道了周尔辉和总理是亲属关系后,为了照顾新婚夫妇在一起,决定把女方调到北京。

周恩来知道后,不同意这样做,亲自动员侄儿侄媳一起在淮安工作,对他们夫妇说:“这几年遭受自然灾害,中央调整国民经济,北京大量压缩城市人口,国务院正在下放压缩人员,你们为什么搞特殊化,不带头执行?”周恩来又说服钢铁学院领导同志。

最后,尔辉夫妻很快回到淮安县,同乡亲们一起建设家乡。直到1976年周恩来逝世后,周尔辉和他的妻子仍在淮安中学当教师。

 【三】严于律己

私事要花个人钱

1956年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在北京中国照相馆照了相,准备出国时送外国元首,要照相馆再多印几张。照相馆职工为了表达对周总理的爱戴,特意精心印制了4张12寸照片赠送总理。几天后,周恩来要工作人员前去结账,硬要照相馆开两张单子,一张是因工作需要的那些照片由公家付钱,另一张是总理自己留下的几张照片连同照相馆赠送的那4张,由总理个人付钱。

另有一天,周恩来要接见外宾,乘车由中南海西花厅先去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他再三提醒司机老杨要记账交费。他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北京饭店)到人民大会堂才是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了。”

1964年初秋蜜橘收获季节,发生了一件感人事情。有一天,外交部礼宾司接到总理办公室的电话,要给柬埔寨王后送一些蜜橘。礼宾司建议以周恩来个人名义签字赠送。周恩来表示同意,并交代这次赠礼费用由他个人负担,不能向公家报销。

礼宾司认为赠礼,不管是以国务院总理名义或以周恩来个人名义,都应由公家报销。周恩来公私分明,礼宾司只好服从照办。那个时候,总理的银行存折只有 400元,怎么担负得起昂贵的远程航运费呢 !后来,礼宾司同志想出办法,把蜜橘托别人带到柬埔寨。王后接到礼物,非常感动。

 【四】谋事要实

不允许“估计”“大概”“差不多”

周恩来的工作一丝不苟,非常细致,对计划项目,数字要详细审查,亲自笔算。开会讨论经济工作,秘书要用计算尺(当时还没有计算机)随时计算回答他提问的百分比。遇有审查国家计划、财政预决算时,还得从计委借来一架手摇计算机,搬到周恩来对面的办公桌上,帮助计算多种数据。他十分重视数字和百分比的准确性,不允许人家回答“估计”、“大概”、“差不多”的字眼,更不允许不懂装懂。

1961年,他为全国人民的吃粮问题日夜操劳着。

有一次,他患病在服药,还在办公桌前打算盘:哪个省有多少粮食?哪个省可以调出多少?给哪个省调人多少?邓大姐心疼地对他说:“你掉到粮食堆里出不来了。”

另一次是核实粮食定量,周恩来在这一天已经连续工作 17小时了,一进卧室便戴起老花镜聚精会神地计算起来。保健护士郑淑云前去送药,心疼地忙向总理建议说:“像这样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周恩来严肃地说:“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怎么能这么看呢?这可不是小事,关系到亿万人民吃饭的问题。”又说:“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作为一国总理,那怎么行呢?”

 【五】创业要实

警卫西柏坡

1949年1月底,北平和平解放了。淮海战役也以我方获得全胜而告终。中共中央决定尽快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底,参加会议的同志陆续来到西柏坡。

为了保证会议绝对安全,周恩来找负责大会警卫工作的方志纯要他汇报准备情况,并详细询问警卫力量的分布,警卫点的设置,出现情况的处理方案,等等。他问:“如果出现最坏情况,你们能阻击多久?”方志纯回答:“中央需要我们阻击多久,我们便坚持多久!”周恩来看着他们,略带批评的口气说:“光有决心不够,要有切实的措施和精确的计算。”

他考虑得非常周密,不仅想到敌人从地上来,而且想到如果来了空降部队怎么办,因为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对敌人已经不是秘密了。周恩来对方志纯等负责警卫工作的人员说:“这次警卫工作很重要”,因此,“第一,要绝对安全;第二,要依靠群众;第三,要保密,但不要神秘。”

【六】做人要实

病危中的呐喊

1975年,江青一伙又借几十年前的“伍豪事件”向周恩来泼污水,这是一起恶毒的大阴谋。

9月20日,北京 305医院做好了一切准备,周恩来将在这里进行第四次大手术。或许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他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一份材料。那是他在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的所谓“伍豪问题”的专题报告讲话录音稿。周恩来还要邓颖超将这个讲话录音整理成书面材料。这是从来没有过的,可见周恩来对此事的重视。手术前,周恩来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躺在手术架上强撑着病体,浏览了一下稿子,用颤抖的右手,提笔在首页纸的空白处郑重地签上“周恩来”三个字,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日”。

写毕交还工作人员保存。在被推着往手术室走时,他突然使尽全身力气大声地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 !我不是投降派 !”

周恩来的声音,在场的人都听到了,大家都明白,这是周恩来对邪恶势力的控诉,他签署的是一份留存清白在人间的重要文件,也是他一生中无数次签名中的最后一次签名。

“伍豪”是周恩来早年在党内所用的一个化名。“伍豪启事”一事发生于 1932年,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伪造的一起诬蔑周恩来所谓“脱党”的事件。对此,当时在上海的秘密党中央曾设法在报上辟谣。实际上,《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发表于 1932年 2月 27日,而周恩来早在 1931年便离开上海进入苏区。1943年延安整风,中央座谈会对此作出了澄清。然而“文化大革命”中“伍豪启事”却成了江青等人企图用来整倒周恩来的“把柄”。周恩来 1967年 5月19日向党中央毛泽东作了书面报告,澄清事实。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1972年6月23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曾就“伍豪启事”作专题报告,并录了音,到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按毛泽东的意思,还要求中央和各省、市、自治区都保存一盒录音带,就是要让大家明白这段历史。但是,后来不知为何并没有下发各地收藏。这次报告周恩来用事实驳斥了敌人的谣言和诽谤。但就在这次会后,王洪文却暗地里交代他在上海的心腹,将有关“伍豪启事”的敌伪报纸找出,另处存放,以备将来再用。由此也可见当时周恩来的远见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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