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鞠通籍贯摭谈
作者:刘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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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瑭(1758—1836),字配珩,号鞠通,系清代乾嘉道间的大医,著名的温病学家。关于他的籍贯问题,曾一度引起过争论。由于有些资料当时未被发现,难以获得全面了解;有此资料虽被发现了,但利用不到位。于是留下了继续探讨的可能和必要。本文想就这方面的内容,置喙献疑。
 
“淮阴人”问题
 
“淮阴人”一说,典出《清史稿》卷502“艺术一”《吴瑭传》(附《叶桂传》后)。该传云:
 
瑭,字鞠通,江苏淮阴人。乾、嘉之间游京师,有名。学本於桂,以桂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於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著《温病条辨》,以畅其义,其书盛行。
 
“淮阴人”之说是没有错的。吴瑭自己就这样说的。他在《温病条辨》自序末尾署名,就赫然写的是“淮阴吴瑭”。难道他自己还能将自己籍贯搞错吗?根本不可能的。
但是,作为地名来说,“淮阴”是有许多讲究的。
一般说来,自秦汉以至于宋代,淮阴是一个确切的概念,它是淮河南岸的一个县。南宋咸淳9年(1273)在大清河口置清河军、清河县,属于泗州。后来撤销清河军,只保留清河县。由此至元,清河县与淮阴县并存,同属淮安路。元至元20年(1283),淮阴县并入山阳县以后,以至于明清两代,历史上便再也没有淮阴县这个建置和地名了。元泰定中,清河县迁居淮阴故城,并在旧县、甘罗城等处来回搬迁。后来清江浦及其周边划给清河以后,俨然淮水以南的一个县,人们即以清河县为原淮阴县的继承者。特别是进入民国以后,取消同名县,清河县径改名淮阴县,这一观念得到了加强。人们由此产生一个错觉:清河县就是古淮阴县,淮阴就是明清时代的清河县。
其实秦汉时代的淮阴,与淮河以北毫无关系。古人为地方命名,习惯以山和水为标志: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水南为阴,水北为阳。古淮阴县是因为在淮河以南而得名的,所以那个时代的淮阴县,只能是今古黄河以南地方,它应包括今清河、清浦、楚州、洪泽以至更南更东的一些地方。后来因为不断划出新的县来,一些本来叫淮阴的地方便才不叫淮阴,而以新的县名来称呼。以山阳县(即今楚州区)为例,汉武帝元狩六年分淮阴县所置,当时叫射阳县。东晋义熙间7年(411)又分射阳置山阳县。山阳县虽然本属古淮阴县,至此便不再称淮阴了。
相反,淮河以北的地方,因为后来与淮河以南地方合为一县,原来淮河以南的人,继续自称是淮阴人,当然是是正常的;而原来就是淮河以北的人,本非属古淮阴县的人,于是也就成了淮阴人了。
同时,古淮阴县的地方处于清口以南地带,经常泛滥成灾,县城迁徙靡常,以致常併入山阳县。使山阳县又常为古淮阴县的继承者。而唐代楚州又曾一度称淮阴郡,倚郭的山阳县的当然也就是淮阴人了。
由于上述种种情况,淮阴与清河、山阳的关系搞得很复杂,不易分辨。
中国历代文人,甚至今天的人,常喜欢用古称说自己的乡里,山阳本古淮阴县地的一部分,特别是明清时代,古淮阴县就併在山阳境内,所以许多山阳人常习惯将“淮阴”二字冠于自己名字之前。如吴承恩就常在书画和文章中,自称“淮阴吴承恩”。沈坤在南京做官,母亲死了,运回山阳安葬,吴承恩不说他回山阳,而说“还葬淮阴”。总不至于把吴承恩、沈坤当作山阳县以外的人吧。
周恩来早年写过一篇文章回忆淮安(山阳)旧事,题为《射阳忆旧》,这个“射阳”就是山阳县的古名,要是理解成今天的射阳县就是大笑话了。此文讲了几件往事,其一是讲有一人盗窃山阳“东长街”一家财物,被山阳县捕获后,又得便杀死“护兵”而逃脱。4年后在“清江”被捕,“带其回淮”,被杀于“西门外”。总理此文中第一句就是“淮阴,古之名郡”,显然,此“淮阴”即山阳城,而非清河县或今淮阴区。
但是这种习惯风气,一般都是在自称或对称时使用,在史书上就不能这样了。称吴瑭为“淮阴”人,在普通人则可,在《清史稿》则为不妥。因为在人们心目中,《清史稿》是一部“国史”,应当用规范的语言表述。清代在正式区划地名中,根本就没有一个地方叫“淮阴”,所以称吴瑭为淮阴人是不妥当的。但《清史稿》还不是一部正式的“国史”,它是在北洋政权频繁更迭的情况下,由一些遗老们,仅用很短时间闭门编就,无论是体例还是内容,都存在很多错误。更因为本书成于众人之手,彼此照应不够,完稿后又未经仔细核改,刊行时又不认真校对,是以体例不一,繁简失当,以至年月、事实、人名、地名的错误往往可见。赵尔巽在《发刊缀言》中指出,本书是“作为史稿披露”的“急就之章”,“并非视为成书”。当年为了防止初稿散失才匆匆付印的,所以目前史学界正在组织重新编纂。对于它用含混的词语“淮阴”表述吴瑭的籍贯,也就没有必要作过多的责备了。
于是,就产生这样一个问题:称为淮阴人者,需作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都只以某一地名来对应。也就是说,明清时代书上讲某人是淮阴人,这当中可能有三种情况:一是明清时本来就是清河县人,即今淮安市清河区、清浦区或淮阴区人,二是本来就是山阳县人,即今楚州区人。三是还有一种可能,原为山阳县人,后在清江浦划给清河县时,其人便划属清河籍了,当然也就是今市区或淮阴区人了。对于吴瑭,也应该如此来分析考虑。不能一说吴瑭是淮阴人,就简单地说他是市区人、淮阴区人,要作具体分析。
 
朱士彦《吴鞠通传》说他是山阳县人
 
吴瑭的籍贯问题,其实本来无须讨论,因为宝应朱士彦撰的《吴鞠通传》,第一句话就已明白地直言,吴鞠通为“江苏淮安府山阳县人”。“山阳人”与“淮阴人”并不矛盾,如上所述,“淮阴”是个大概念,“山阳”是个小概念,“山阳人”是“淮阴人”中的一种情况。大约与“苏北人”与“淮安人”的关系差不多。
我认为朱士彦的说法是具有权威性的,因为他本人与吴瑭的关系非同一般。
说起朱士彦,首先要讲他的父亲朱彬(1753—1834),就是那个为《温病条辨》作序的朱彬,也就是那个为《温病条辨》作注的朱武曹。朱、刘、乔、王是宝应四大家族,宜禄堂朱氏是宝应四大家族之首,是明代朱应登的后裔。从明代起朱氏历来与淮安士人交往频繁。朱曰藩与吴承恩的关系情同手足,曾住在河下躲避过倭寇。河下牛蟠、牛斗父子与朱应登、朱曰藩父子两代应天乡试同年。朱曰藩儿子朱方中,是淮安新城顾达的孙女婿;孙子朱纳夏是淮安探花蔡昂的曾孙女婿。朱氏有良田和园林在泾河,泾河明清时代都属山阳县。
《清史稿》列传268儒林二有朱彬的传,附刘台拱传后。他字武曹,号郁甫。幼颖异,与外兄刘端临台拱齐名。乾隆60年,举京兆试。自少至老,好学不厌。凡手写书数百卷,丹黄者不下千卷。卒年82岁。他是清代治《礼记》的名儒,有《礼记训纂》49卷。朱彬有三子:士彦、士达、士廉,皆进士。士彦在京为官,朱彬尝就养于京师,故得与吴瑭有交往。朱彬《温病条辨序》中说,“余来京师,获交吴子鞠通,见其治疾……往往神明于法之外。”在吴瑭的《温病条辨》中,有人将朱彬的序排于贵官汪廷珍、医友征保的序之前,恐怕不光是因为朱序时间早于后二人的缘故,大概与吴瑭和朱氏关系更为密切一些有关吧。
朱彬给《温病条辨》作点评时,署的名字是“朱武曹”。他点评的内容多为赞赏、提示性的,如“醒透”、“独具只眼”、“妙语可以神会”、“风字从无人辨析如此”、“提纲”、“吃紧语”“精能之至”等。也有很多心得体会,颇有同道者之感的评语,如“全书力辟以温治温之非,而以桂枝发端,明乎外塞搏内热,或非寒而感寒气者,本可用之,而纯乎温病者不可用明矣。”“此论反复详尽,无一字非的义,诚得《内经》、《金匮》之精。”“不知阴阳相抱之理,亦不知伤寒必当救阳,温病必当救阴之妙”等。从这些点评来看,朱彬不仅是《礼》学名儒,对医道也颇精通。他对吴瑭的医学理论、医疗技术非常了解。他虽比吴瑭大5岁,但对吴的钦佩之情,不时流露于字里行间。
朱士彦(1771—1838),字休承,号咏斋。少颖异,年15即入学为诸生,为“扬州十秀才”之一。嘉庆7年(1802)以第三人考中进士,即中了探花。当年同榜的第二名进士即榜眼,就是山阳县人李宗昉。李是吴瑭好友汪廷珍的内侄和弟子,因此,他与汪、吴的关系不无又要增进一些。朱士彦曾官翰林院编修、礼部侍郎、兵部侍郎、吏部尚书。吏部尚书俗称天官,故宝应人皆知朱天官。道光4年高堰决口,朝廷曾派汪廷珍与文孚为钦差大臣,来淮处理失职官员。朱士彦家乡宝应与山阳同为里下河城市,对于河患有同样的感受与立场,所以他对于淮安河工事务极为关心与熟悉。此年,汪廷珍曾上书言河事,朱士彦也曾上条陈言高堰河工五事。
朱士达,字公孚,号恕斋。嘉庆丁卯举人,丁丑进士。官安徽黟县、南陵、霍山、怀宁等县知县。升凤颖捕盗同知,擢凤阳府知府,署庐凤道。调署徽宁池太广道,升广西左江道。丁父艰。服阕,授云南迤东道。升四川按察司,调陕西按察使,擢湖北布政使。以老疾致仕,年79卒于家,祀乡贤及寿州名宦。著有《知足知不足斋诗文集》。他亦与山阳人过从甚密。吴昆田《柘翁先生年谱》记载,咸丰2年(1852)他致仕家居,已七十余岁。4月29日,丁晏妾孙氏生其第六个儿子,他尚登门贺喜。有高寿老人相贺,故而丁晏即以“寿宝”为此子命名。
朱士彦撰的《吴鞠通传》,载于吴瑭的《医医病书》之首。此传除了说吴瑭是“淮安府山阳县人”外,还似“独家新闻”般的为我们提供了如下重要信息:
1,其父名守让,淮安府学生以教书为业,从者甚众;
2,19岁父死,弃儒,进京入四库馆佣书,得阅诸医籍,学大进。著《温病条辨》,创霹雳散,著《医医病书》;
3,初娶鲍氏,生子廷莲,顺天增生,既卒,有孙二人:继祖、念狙。继室崔氏,有子廷芷,国子监生,廷荃,婿周宗信,同里人,庶乎守君之教。
从该传的全文来看,作者对吴的家世、如何从医及医学成就,以及吴之为人,说得清清楚楚,这是他与吴是好友的明证。又说:“同里参知汪文端公(汪廷珍),知君最深,未几卒,既士彦以忧归,君遂无可语者。”汪廷珍死了,朱彬也死了,朱士彦回家为朱彬守孝以后,他便没有可以说话的人了。由此可见,汪、朱、吴三人关系非同一般,用现在话来说当是特别知心的“铁杆哥儿们”。特别是朱家父子与吴瑭是两代人的友谊,几十年的接触,更应该十分相互了解。作为这样一位探花翰林太史公,为这样一位有两代人密切交往的知心朋友立传,不至于第一句就错,将传主的家乡搞错吧。
朱士彦不光熟悉山阳县人,与清河县人关系亦很密切。光绪《淮安府志》卷32清河县人物中有《王照芳传》,该传说“照芳字德芬,邑增生。祖依涛、父宝枢皆有士誉。……初,宝应朱尚书士彦少跅弛,父彬恶之。照芳曰:‘此不凡器,奈何常儿绳之?’道光初,士彦衔命河上,威重一时,自监司以下,莫敢燕见。一日肩舆过小市,叩照芳门。照芳年七十余,深衣大布,疏须飘然,扶杖而出,尚书升堂再拜,礼甚恭;照芳裁一揖。为设蔬食,诸子执器传餐,进退秩如,成礼而去。”光绪丙子《清河县志》也有此传,在卷21。朱、王老辈如何结识,有过什么样的交往,现无资料,但从文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像这样既熟悉山阳县,又熟悉清河县的人,应该不会将自己朋友的故里是山阳还是清河分不清的。
 
淮安地方志中吴瑭是山阳人,从未列入清河县
 
除了朱士彦的《吴鞠通传》说吴瑭是山阳县人以外,淮安地方志(包括《淮安府志》、《清河县志》、《山阳县志》等)的记载,都将吴瑭列为山阳县人,而不列入清河县。
吴瑭生于乾隆,卒于道光,乾隆时期的志书是不可能有记载的。乾隆以后的淮安府志编于光绪初年,县志则编于咸丰、同治以后。我们即以此咸、同间的方志,作如下考察。
一,光绪《淮安府志》。该志第28至第34卷皆人物传,它的排列方法是按县分卷的:第28、29两卷是“山阳县人物”,第30卷至第34卷依次是“盐城县人物”、“阜宁县人物”、“清河县人物”、“安东县人物”、“桃源县人物”。在第29卷30页A面《吴水云传》中有吴瑭的记载:“嘉庆中有吴瑭,字鞠通,有学术,工为医。尝著《温病条辨》,发前人所未发,业是术者多遵之。”第32卷是“清河县人物”,其中并无吴瑭的记载。这说明吴瑭是山阳县人,不是清河县人。请注意,光绪《淮安府志》是乾隆年间将清江浦划给清河县120多年以后编纂的,不会再把乾隆26年已划给清河县的人当作山阳人来记载了。
二,同治《山阳县志》。卷13《人物三》第33页A面《童养大传》传载:“嘉庆中,又有吴瑭,字鞠通,有学术,工为医。尝著《温病条辨》,发前人所未发,业是术者多遵之。”卷18《艺文》载山阳人著作中,在第7页A面有“吴瑭《问心堂温病条辨》”一条。该志“凡例”云:“旧志《艺文》,于本籍外籍人诗文,概为收载,殊失裁制。今用班书《艺文志》例,止载邑人书目。”此说明,同治志编者对于入志者是否是山阳县人,是经过认真考订的,他们认定吴瑭是山阳县人,所以才将他的著作记入同治《山阳县志》。
光绪《淮安府志》的主要编纂者有两个人,一是刑部郎中吴昆田,二是监生高延第。鲁一同亦列名编纂。吴昆田(1807-1882),原名大田,字云圃、伯海,号稼轩,晚号漏翁。先世元末由滁州迁清河之渔沟。后有吴泓者,字德源,受业于相国张玉书,以文学重当世,任教习,授知县。曾孙朝观,字殿升。朝观子以诏,以诏子昆田。昆田早年师从山阳高士魁、丁晏,成人后又到车桥拜入潘德舆门下。道光14年中顺天榜举人,官中书舍人、刑部员外郎。因大兴庄有他家的田,从昆田起始迁居吴城大兴庄,他的后世子孙皆在大兴庄,所以他也是大兴庄人。在老辈文人凋谢之后,吴昆田成为当时绩学名人,地方上修志都请他出山。他主持或参与修纂的方志有光绪《淮安府志》、咸丰《清河县志》、同治《山阳县志》、光绪《安东县志》等。
同治《山阳县志》挂名编纂者是何绍基,实际主要编纂者是我国著名经学家丁晏(1794-1875)。他是道光元年(1821)举人,《清史稿》中有较长的传。他与虽比吴瑭小三十几岁,但他们却有过交往,(详见后)对吴瑭有相当的了解,事情是不搞会错的。另据段朝端《淮著收藏记》载,丁晏当时年龄较大,同治《山阳县志》之实际工作是高延第、吴昆田、鲁蕡三人所做。
对于吴瑭是清河还是山阳人,对于丁晏、吴昆田来说,是非常清楚的,他们都和吴瑭有过直接或简接的接触。丁晏的怀念吴瑭的诗可证,见后文。吴昆田道光12年(1832)26岁,即去北京应北榜乡试,道光14年在北京中了举人,15年又去应春试。每次入京应试都是陪同其师潘德舆一起来去。潘在京曾与吴瑭有交往,昆田当然应该知道或参与的。吴瑭卒于1836年,距咸丰4年(1854)吴昆田编《清河县志》才18年;至1884年吴昆田编的光绪府志刊成,才46年时间,编志者吴昆田等当仍然对他有清晰的记忆。对吴瑭是哪县人,在当时来说,是不需要作什么考证的。
吴昆田编纂的咸丰《清河县志》,及其坿编、再续编,均无吴瑭的记载。上述三书后由吴昆田、鲁蕡整编增续为光绪丙子《清河县志》,也无吴瑭的记载;民国8年续纂《清河县志》,吴昆田孙吴仲谷曾“讨论润饰”,亦均无吴瑭的记载。
上述几种府志、县志,多出于吴昆田、鲁一同、鲁蕡之手。吴昆田就是清河县大兴庄人。鲁一同虽是山阳人,但长期居住清江浦。他与吴昆田私交甚厚,吴曾将大兴庄的一块赠与他,因而他晚年即定居在大兴庄。鲁蕡是鲁一同之子,当然也可算是大兴庄人。如果吴瑭是清河人,怎么能在他们这些清河县大兴庄人手里搞错呢!大兴庄人总不至于将大兴庄先贤说成是山阳人吧?
三,《淮安艺文志》。此志是淮安府六邑(山阳、清河、盐城、安东、桃源、阜宁)人的诗文。全书10卷,其中文8卷,诗2卷。前有目录,目录的体例是,先列作者名,后另行列作品题名。在作者名下有小注,注其字、号和简略事迹。其中有一要素,就是注明作者为何县人,且无一例外。如卷5陆腾骏、丁象临、胡应华、卷6杨穆等均注“清河人”,卷6刘沁沤、成永健等注“盐城人”,程銮、程崟等注“安东人”,(实际此二人均寓居山阳河下)项樟注“阜宁人”。吴瑭在第7卷,名下注“字鞠通,山阳人。”他的文章只有一篇:《问心堂温病条辨自序》。他之前为汪廷珍,汪文目中有《温病条辨序》。此卷中,吴瑭之前的薛怀、汪汲则分别注为“桃源人”和“清河人”,他之后的汪椿则注为“清河人”。(此三人实际上也都寓住山阳)这说明此书编者对书中的书目文章作者的乡贯是明确的,他们认定吴瑭是山阳县人。
我所见《淮安艺文志》是同治12年6月刻本,书无编者署名。段朝朝《淮著收藏記》中云,此书的编者是王琛(1807—1880),当时段先生还曾为王提供过资料。他的《淮人书目》中则径将《淮安艺文志》列于王的名下。续纂《清河县志》卷15也将此书列于王琛名下。王琛字献南,号玉航,清河人,拔贡生,亦寓居山阳河下镇。续纂《山阳县志》卷10《人物·流寓》中有传云:“工分隶,好为骈俪之文。耽金石,精鉴别,手辑《淮安艺文志》若干卷。性谦谨,无競于世,人称马粪长者。”续纂《清河县志》卷10、光绪《淮安府志》卷32亦均有他的传记,内容与此差不多。他是一位学者,多识遗闻轶事,编辑淮安地方掌故成书曰《淮郡故实》、《玭珠赋钞》,他不可能将一个与他同为清河县的人注为山阳县人的。
另有一书,名《山阳艺文志》,是《淮安艺文志》同类书,不同的是仅限于山阳一邑而已。其书序中言明:“无取越俎,第就山阳人遗文坠什,慎加蒐采,断地为之。大要以《淮安艺文志》为蓝本,……他邑人概不阑入。”而该书卷4即收有吴瑭的《温病条辨自序》,及汪廷珍《温病条辨序》全文。这表明了吴氏为山阳县人,即今之淮安楚州人。
四,《河下园亭记补编》。此书记载:“问心堂,吴鞠通先辈著书室也,在中街文昌阁右侧,额为先文端公廷珍所书。”文端公即汪廷珍。作者汪继先说:“余先不知所在,系余太姑丈岳公宝书所云。”宝书名树森,明末岳锺秀的后人,世居河下,精岐黄,亦一时名医。岳的家也在中街旁边,靠近吴瑭故宅。
 
吴瑭父亲吴守让即山阳人
 
朱士彦《吴鞠通传》中说到吴瑭的父亲则云:“父守让,郡庠生。”检《淮山肄雅录》,吴守让,字逊夫,是乾隆14年(1749)岁考中,以第2名考入淮安府学的诸生,与“郡庠生”说正相合。按,《淮山肄雅录》是专门记载各次科考和岁考录取的诸生名单的书。其中包括两部分,一是山阳县学的,二是淮安府学的。从明代万历40年起,至清代光绪30年停止科举为止,基本上一科不少。从顺治14年起,府学与山阳县学新进的生员分列。从顺治18年起,府学新诸生的县籍,开始有标记区分。此书体例,每考先列淮安府学的新生名单,后列山阳县学的。山阳县学的新诸生不用说全是山阳县人,府学则是各县的人。为了区别是何县人,便在名单中,于每人名下加其县名的第一字为小注,如有“安”字是安东(今涟水)人,有“盐”字是盐城人,有“清”字是清河人,有“桃”字是桃源(今泗阳)人,有“阜”字为阜宁人。山阳县录取的人每占多数,则不加小注。也就是说,府学诸生名单中名下无注者,则全是山阳县人。此年山阳人考入府学者有14人,吴守让名列其中,且名下无注。由此可知,吴守让是山阳县人。吴瑭当然也是山阳人了。
 
吴瑭与汪廷珍“同里”
 
汪廷珍《温病条辨叙》末,自己署名为“同里愚弟汪廷珍谨叙”。此语明确表明,汪吴同里。“里”作何解释?古书上有多种说法,一般解释为“人所聚居的地方”,如乡村宅院,市廛街坊,如今之巷弄社区。至今仍有些地方称“××里”,如“梅芳里”、“均泰里”等。这实际是古代城乡最基层的社会行政组织名称。但户数多少说法不一,现从各种辞书典籍中撮录如下:
第一种说法,25家为1里。《说文解字》的解释:“里,凥(古居字)也。《郑风》:‘无踰我里。’《传》曰:‘里,居也,25家为里。’《周礼》:‘载师廛里。’郑云:‘廛里者,若今云邑居矣。里,居也。’‘县师郊里。’郑云:‘郊里,郊所居也。’‘遗人乡里’,郑云:‘乡里,乡所居也。《遂人》曰:‘5家为邻,5邻为里。’”
第二种说法,50家为1里。《管子·小匡》:“制5家为轨,轨有长;10轨为里,里有司。”,《鹖管子·王鈇》:“5家为伍,伍为之长;10伍为里,里置有司。”
第三种说法,72家为1里。《尚书大传》卷2:“8家而为邻,3邻而为朋,3朋而为里。”孔颖达引《论语撰考谶》疏《礼记·杂记下》亦云:“古者72家为里。”
第四种说法,80家为1里。《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什一行而颂声作矣”,汉何休注:“在田曰庐,在邑曰里,1里80户。”
第五种说法,1百家为1里。《旧唐书·食货志上》:“百户为里,5里为乡。”看来此制唐代仍在使用。
第六种说法,110家为1里。此是明代制度。《明史·食货志二》:“以110户为1里,里分10甲曰里甲。”清代亦沿此制,《清史稿·食货志二》:“凡里百有10户,推丁多者为长。”
综上所述,直到清代,“里”的概念是很小的,是一个不大的住宅社区,少则25户人家,最多也未超过110户,相当于一个街巷、里坊。
汪廷珍是精通小学的,刊刻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时,他曾参与校字,其中第五篇(下)即为汪所校。他对“里”字的理解是不会错的。他一贯反对拟古,用古称说今事。他的《实事求是斋遗稿》卷四《杂著》中有一篇《复阮定甫先生》的信,信中说:“文中有偶用古人成语习调,须捡点削去。地名、官名,不可用前代者。又如举人为孝廉,以贡生为明经之类。小品尺牍中或可,传志碑状则必不可也。”他所用“里”字一词,肯定符合古制,不会是模稜两可的。所谓“同里”,虽不能拘拘地就定在110户的范围之内,但能表明汪廷珍与吴瑭家在同一里闬之中,住得很近。清代程晋芳为山阳县吴进作《一咏轩诗草序》,也自称为“同里弟”。程住河下干鱼巷,吴也住河下,他的带柳园就在莲花街头,确实住得很近。同样道理,汪廷珍家在山阳县的河下,吴瑭也应该住在山阳县的河下。
 
吴瑭回淮省墓,就是回淮安山阳县
 
关于吴瑭的家世行年,目前尚未见完整资料,惟其《医案》中,略有涉及。在未游京师之前,曾为自己的女儿治过痘证,并取得明显成效。那时的施治思路与方式,即与常医大不一样。进京以后,先是佣书读书,后即以医人为业。中途上他回老家了几次,说法不一。但是,道光4年下半年回淮了一趟,是不会有错的。这有记载和医案作证。胡沄《医医病书序》云:“惜郏君已于甲申卒,而传遂绝,余深悔未曾习其传也。是岁秋,吴君抵淮省墓。”此年年底去绍兴游玩,也是应胡沄所邀。后又游嵊县,会吴云章游越中山水也。作为一位名医,他在淮、在浙,都免不了随时为人治病。这时期的医案,记载了他同时为淮安、绍兴两地人治病的事。
金本《吴鞠通医案》卷3“肝厥”(裘本在卷2),有甲申(道光4年,1824)11月初2日,他在淮安为一49岁的姓杨的室女治病的医案。此医案记载:12月11日,“余有由淮上至绍兴之行”。次年乙酉2月底回淮,复为杨女治病。4月初3日,“余复由淮至绍,初八日至苏州,不放心此病,作书一封,令其调适性情。5月间又作书一封,痛以大道理开导之。10月间始得回书,据云竟以余书作座右铭,每日讽诵一过,饮食又进,精神大长,阖家欢乐。”说明他虽去了浙江,心中仍想着淮安的病人,人不能到,便多次写信调治。
金本《吴鞠通医案》卷4“痰饮”(裘本在卷3),有乙酉年(道光5年,1825)正月30日,在绍兴为一46岁的赵某治病的医案。此案在时间上与上案交叉着。医案中记载:吴瑭“4月初1至初5日,自淮安复至绍兴”。吴瑭医治赵某之病,一直延续到本年12月16日。在此期间,同时又给多人治过病,其中有为35岁的陈某治病的病案,从该年4月21日起,一直延续到次年正月初10。
此次回淮赴浙之事,赵彦晖《存存斋医话稿》卷1第15条亦曾提及:“因忆族兄云涛病痰饮气喘,身躯肥胖,行不数武,辄喘甚。因偕同志聘吴鞠通来绍,时道光乙酉也。”
由以上的医案和记载可知,吴瑭此次的行踪为:道光4年下半年回淮安省墓,冬月初2为杨姓女子治病,腊月11去绍兴,道光5年在绍兴过春节,正月30为绍兴赵某治病,3月初回淮,4月初3“复由淮去绍兴”,此后以书信指导淮安杨女治疗,同时继续为赵某、陈某治病,直至次年正月。道光6年的春节肯定也是在浙江过的了。吴瑭此次省墓,实际在淮时间较短,在浙的时间较长。
这里边牵涉一个问题:吴瑭回淮,回什么地方?医案中有三个词:“淮”、“淮上”、“淮安”。“淮”意颇广,不能落实于淮之某地。“淮上”,明清时代通常就是指淮安。“淮安”则明确矣,淮安是府,府城所在地山阳亦可直接称为淮安,而淮安府之他邑,如清河、安东则不行,这是古时之常识。就像如今到了金湖不能说是到了淮安,只有到了清河清浦城区才能说到了淮安,是一样的道理。
 
友朋诗文的印证
 
一、吕兆龙的《偕容圃访吴鞠通不遇,归赠以诗》,言及吴瑭岳父家鲍氏是山阳人。吕兆龙与吴瑭有“蒹葭”之戚。
吕兆龙,字乘云、澂云,号御堂、遇堂,乾隆23年(1758)山阳县学诸生,33年(1768)举人。阮葵生说他“才藻震爆一时,歌行直追唐十四家。”吕当年在淮安地方上有“人伦领袖”之目,据杨庆之说,汪廷珍自其曾祖始来淮,大约初未入籍,至廷珍始以山阳籍应山阳县考试。当时有人反对汪参考,是吕兆龙、陈师濂极力支持游说,汪廷珍方能进学,以后才有可能得中榜眼,官副宰相。吕是汪廷珍的前辈,当然也是吴瑭的前辈,而且与吴瑭还有点亲戚关系。他有一诗,题为《偕容圃访吴鞠通不遇,归赠以诗》,载《山阳诗徵》卷21,诗云:
 
十有五载辞皇都,伏枥久忘千里途。
一朝命驾偕公车,前者唱喁后者于。
得占即次乐蘧蘧,呼朋远访延陵吴。
家傍廊庙俨江湖,名花百盎罗庭隅。
门外阗阗九达衢,门内寂寂幽人居。
幽人遣兴出阃阇,走马揽胜恣游娱。
中闺静好雅且都,少君德曜古为徒。
潘杨之戚忝葭莩,离乡廿载音讯疏。
入室净少尘埃污,短联长幅皆手书。
诗情画意超然殊,郑虔三绝良不诬。
稚川囗人非凡夫,《肘后》仙方今所无。
坐久健羡心踟蹰,似此清福谁享诸。
亦有小山桂千株,岂无濠濮同观鱼。
舍之奔赴胡为乎?甘作劳人毋乃愚,因君高尚转愁余。
 
此诗在“葭莩”后有一自注云:“夫人为鲍中翰呜岐先生孙女,予伯娣之侄孙女也。”朱士彦《吴鞠通传》云,“初娶鲍氏”,此鲍氏当即是此注中鲍呜岐先生的孙女。据说鲍斐英以德义著称,而且精通水利,同治《山阳县志》卷13记载:
 
鲍斐英,字呜岐,举人,文笔雅健。尝究心河防诸书,傅泽洪纂《行水金鉴》多采其说。性慷慨尚义,抚族女孤贫者,给资嫁之邑人王某,父子相继死,为殡葬之,并资其家。
 
光绪《淮安府志》卷29亦有传,附周宪传后,内容与上相同,并说“后官内阁中书”,与当时的杜首昌、徐转迅、倪典学、邱闻衣、邹增、王灿、邱起元、鲁顗诸人齐名。据《淮山肄雅录》记载,他是康熙46年(1707)山阳县学诸生,56年(1717)考中举人。同时记载其两个儿子也是诸生,一是鲍骢武,字步永,乾隆5年(1740)山阳县学诸生;另一是鲍兰生,字紫崖,乾隆20年(1755)山阳县学诸生。从他们考中诸生的时间上来看,鲍氏父子做吴瑭的岳父和岳父的父亲,正好合适。但是,我们不知道鲍夫人是鲍斐英哪个儿子的女儿,也不知鲍斐英究竟有几个儿子,或许鲍夫人的父亲就是此二人中一个的。
吕先生这里还说到,此鲍夫人是他伯娣的侄孙女。“伯娣”,不知作何解释,如果是大嫂的意思,则当作“伯姒”,不当用“娣”字,如作弟妹来解释,又不当用“伯”字。疑“娣”为“姊”之误植。如姑解作“大嫂”的话,则此大嫂当姓鲍,为鲍斐英的姐或妹,为吴瑭妻鲍夫人的姑太太;吴瑭为这位“伯姊”的内姪孙女婿。如解作“伯姊”的话,那么吕的大姐则当嫁于鲍家,与鲍斐英为叔嫂的关系。然不管是“伯娣”还是“伯姒”,辈份则相同,吕兆龙与鲍斐英都是郎舅一类的姻亲关系。难怪吕兆龙说“潘杨之戚忝葭莩”了。
诗题中所说的“容圃”是张廷杰(1747—1801),张字汇英,号容圃,乾隆35年(1770)山阳县学诸生,44年(1779)举人。河下人。曾与汪廷珍合编过《淮郡历科题名碑》2卷。
乾隆26年,江苏巡抚陈宏谋上书,请将山阳县清江浦划给清河县做县城,并将清江浦附近十几个乡同时划给清河县。不久,凡清江浦及其附近乡人在和山阳县学的生员,全部划拨给清河县学。在《淮山肄雅录》中有全部具体名单,共35名。吴守让是府学生员,自然没有他的名字。上面所提到的吕兆龙、鲍斐英父子等,这些山阳县学的生员,名字也不在其列。万镛《南清河肄雅录》亦有这批人的名单,但也无他们的记载。这说明吴守让的这些亲友,都不住在清江浦或新划给清河县的其他地方,他们的家仍在这次区划调整后的山阳县,他们仍然是山阳县人。而后面说到的阮锺瑗、潘德舆、丁晏等人,在吴瑭长期在外的情况下,仍与吴瑭保持密切友好关系的人,都是他的老家山阳县人,这为证明吴瑭是山阳县人,起了很有力的佐证作用。
仔细体会此诗,就会知道他们是在北京去访吴瑭的,因为诗中对吴府的住处、内部陈设说得很细。诗中说吴家住处靠近“廊庙”即皇宫,门外即“九达衢”,交通很方便,院内有“名花百盎”,“入室净少尘埃污,短联长幅皆手书。诗情画意超然殊,郑虔三绝良不诬”,布置很是雅致。
吕兆龙是乾隆33年举人,张廷杰是乾隆44年举人。他们中举后均要参加会试。这次来访大约是在嘉庆6年(1801),参加本年会试之暇进行的。诗中说是在吴瑭“离乡廿载”之后访吴的。吴瑭离家来北京大约在乾隆48年(1783),距本年头尾19年,亦可称“廿载”了,诗中不一定要那么落实嘛。再说张廷杰即卒于本年,再迟是不行的了。曹镳《淮城信今录》说:“明年辛酉会试,(张廷杰)大挑二等。归途骤得疾,卒于汶上旅次。逾月,吏部铨选授沭阳训导,而已不及闻矣。殁时年55。”诗中还说:“十有五载辞皇都,伏枥久忘千里途。一朝命驾偕公车,前者唱喁后者于。”这说明吕兆龙中举后参加了几次会试,中途曾停了15年没有应考,直到本年复又与张廷杰一起赴京参加会试。他在空暇时间,拿着同乡兼亲戚吴瑭的地址,“呼朋”即喊上张廷杰,一同得便来拜访吴瑭。不巧的是,吴这次刚好不在家,只见到吴的“少君”即夫人。然而他留下的这首诗,却给我们传达了一些关于吴瑭当年生活的信息。
 
二、阮锺瑗的《吴鞠通自京师归过访》,称吴瑭为“故人”,归来后见到吴当年亲手植的“桑榆”和与阮“丁年”时的“钓游处”。
阮锺瑗(1764—1833)字次玉,号定甫,乾隆47年山阳县学诸生,嘉庆22年岁贡生。其家原住淮安新城,后迁城内百姓巷。湖南学政阮学浩是其叔祖,阮葵生是其族叔。他虽然功名不高,但是学问很好。段朝端在《跰余话》中谈到淮安古文时说,乾隆中推任东涧、邱湘亭,嘉庆中推曹镳、阮锺瑗,道光朝推潘德舆、鲁一同。他是淮安一位有影响的人物。同治《山阳县志》卷14本传说,他关心地方公益事务,“凡邑中大利害,多侃侃与守令辨,无少夺。当事者闻其名,或先造门,不见,亦不报。”曾与曹镳合编过《淮山两庠上舍题名》1卷,即《淮山肄雅录》之前身。阮先生的《修凝斋集》今不存,此诗见《山阳诗徵》卷23。诗云:
 
故人声望重京畿,头白归来见令威。
睥睨贵人犹自若,经过华屋已全非。
心通《灵》《素》肱三折,手植桑榆拱十围。
话到丁年游钓处,夕阳休问旧乌衣。
 
此诗当是吴瑭回淮时,过访阮先生,阮感慨而作。诗云“故人声望重京畿,头白归来见令威。”既称“故人”,当是早年之友,后来分别很久了;“头白”,当已很老了;“令威”故事,则是说似有隔世之感。可不是“华屋已全非”了吗?当年亲手栽植的桑榆,已长成“拱十围”了呀。考吴瑭回淮省墓当在道光4年秋,兼去越中一游。当时吴已67岁,阮也61岁了。阮虽比吴小6岁,但小时候还是在一起游玩过,一起垂钓过。今天虽同样是夕阳垂钓之处,但不能再提当年的“乌衣巷”了,因为当年老屋已毁了。此诗末“乌衣”二字后阮氏自注云:“谓城西北沈宅已墟。”这是说家乡世易时移,“城郭是,人民非”,一切都不一样了。此“城”指淮安城,“西北”则指河下,此“沈宅”当指抗倭状元沈坤的故宅。此宅嘉道间毁坏,转售于他姓。诗中“丁年”指成丁之年,但亦常泛指青壮年。若为干支纪年的话,应是乾隆42年(1777)丁酉,当时吴20时,阮14岁。从1777年到1824年,中间隔了近半个世纪,难怪有“故人”之叹。
 
三、潘德舆(1785—1839)的《秋夜就吴丈鞠通饮》,称吴瑭是“我乡”的“高士”,“七十如孩婴”。
此诗作者潘德舆,字四农,山阳人。《清史稿》卷44《文苑三》有传。传云:“其说经,不袒汉、宋,力求古人微言大义。其论治术,谓天下大病不外三言:曰‘吏’、曰‘例’、曰‘利’。世儒负匡济大略,非杂纵横,即陷功利,未有能破‘利’字而成百年休养之治者。道光8年,举江南乡试第一。入都,座主侍郎锺昌馆德舆於家,语人曰:‘四农乃吾师也。’大挑以知县分安徽。德舆诗文精深博奥,有《养一斋集》。”因为清河吴昆田是其门人,故吴的简短小传即附于《清史稿》潘传之后。诗载其《养一斋诗集》卷5内。诗为五古二首,诗云:
 
秋阴暧西陆,万籁腾商声。黄尘起通衢,谁与宣精诚?
入世蓄真气,七十如孩婴。我乡有高士,观物提鉴衡。
感怆民疮痍,血泪相和倾。热心抱古痛,岂曰身命轻。
我闻三太息,位贱犹怦怦。
饮酒亦何为,不饮弥味长。道浅悉自多,假酒伸迴肠。
嵇阮岂酒徒,悲时亲醉乡。此即根柢疏,所学难升堂。
读书数十年,岂师晋士狂。岁月苦不居,世事真难量。
丈人勿幽忧,月上姑倾觞。
 
此诗作于吴瑭70岁以后,因为诗中有“七十如孩婴”语。潘氏自道光8年(1828)中江南解元以后。从次年起,一直赴京参加会议试,其中经过了9年、12年、13年、15年4次会试,都未考取进士。潘先生一生科举很不顺利,虽然是江南解元,但考了12次方考上(13次应试,其中有一次因有病未入场考试)。考进士又考了4次,至道光15年,时年已51岁,已筋疲力尽了,不想再考了,便大挑安徽知县而归。潘德舆访吴,并饮于其家,当在此7年之间。然细味此诗“七十如孩婴”语,当在靠近70岁时,如在15年,吴瑭已78岁高龄,不当再说“七十如孩婴”了,即使说成“八十如孩婴”也不为过。甚至道光13年(吴76岁)、12年(吴75岁)也不合适。
比较合适的时间是道光11年。道光9年(1829),潘馆于乡试座主锺昌家,课其二子读,会试未中,至11年9月辞馆回里。就是在一年多时间内,潘在家书中曾多次提到吴瑭,一次是在道光10年2月25日信中说,周木斋(周寅,淮安山阳之书法家)曾请他在京求顾南雅的字,他就请吴瑭替他办。信中要家里人告诉周:“已讬吴鞠通丈”了。
顾南雅名顾莼(1765—1832),江苏吴县人。字希翰、吴羹,号南雅,晚号息庐。嘉庆7年考中二甲第7名进士,与李宗昉、朱士彦同年进士,并同年入翰林院为编修,当与李宗昉、朱士彦及吴瑭很熟悉。此时为通政司副使。他工诗文,善书画。书法以楷书最工,学欧阳询,兼行、草、隶书,深得山阳书法家周寅的宝爱。潘来京时,周一直将潘送到西门上船,多半是为了拜托潘办这件事;画以梅、兰为主,深为山阳鲁一同所喜欢。鲁《集外诗》有云:“南雅先生绝世姿,铁梅老子画中师。百年粉本无人见,记取当窗月上时。”据胡沄《医医病书序》说,顾南雅是胡沄的老师,曾经在道光元年得过“燥疫”,是吴瑭为他治好的。顾因此曾赠吴瑭一副楹帖云:“具古今识艺斯进,空世俗见功乃神。”以此表感谢。胡沄评价说,此联“言之亲切有味”。大约吴瑭在道光4—5年间回淮省墓时,曾对人讲过此事,因而引起周寅的求字欲望,故有此一节。顾莼明年5月卒于官,不知吴瑭最后搞到手没有。
另一次是10年8月10日,潘在家信中说他生了小病,请了鲍太史馨山诊视。他曾将其人医术与吴鞠通比较过。这说明他在京一直与吴保持着联系。在《养一斋集》中,此诗被编在道光11年秋的作品内,在《将之兰阳出朝阳门》诗前。潘去兰阳向锺昌辞行在9月初,9月13日搬出锺昌家,住到淮安会馆,20日启程,与其弟子孔继鑅等一同回家。也就是说,此诗就是这个时候所作,当时吴瑭已74岁了。诗中“西陆”、“商声”,说明当时的节令是秋天。诗的第二首,潘向吴倾诉了自己“读书数十年”,仍一事无成,穷困潦倒的窘迫心情。并且还互相安慰,一直饮到月亮升起的时候方散。这表明他们的家乡情谊是深厚的,非一般外乡人所能有的。
此诗在“岂曰身命轻”后,原有小注云:“鞠通闻东南数省大水,民死无数,为之痛哭咯血。” 潘在11年秋一次家书中说,“今年共八省(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江苏、安徽、浙江)大水,民生嗷嗷,流亡满道。此变为数百年所未有,不独吾乡一邑已也。”闻说家乡水灾,痛哭咯血,可见吴之仁爱之心。于是有 “我乡有高士”的赞叹。
另外,上述的一些事情,不但反映了吴关心家乡的一切,也反映了山阳人对吴的行踪和生活情况十分了解,他与老家保持着良好的联系,到北京去求官求财的人,都曾去找过他。他的事迹经听到和见到的山阳人从京城带回来,在山阳老家广为传说,播在人口。
 
吴瑭入了大兴县籍,死后葬在大兴,后人留在了北京
 
一、丁晏《吴鞠通医士》说吴瑭与自己“同籍”,吴“厚遇同乡”,是“古之益友”。吴的儿子廷莲“入大兴籍,为上舍生”。
丁晏(1794—1875)与汪廷珍、李宗昉的关系至为密切。丁晏进京会试就是与汪的眷属自淮同行北上的,在京就住在汪的家中。丁晏《重编汪文端公实事求是斋集后跋》:“嘉庆庚辰之岁,晏以优贡应廷试至京,主同乡汪文端公家,自春徂秋凡八阅月。朝夕晤言,深蒙赏识。”汪廷珍寄给淮安阮锺瑗的信中,谈到丁晏时说,“接谈数次,洵可谓豪杰之士,气平心细,识见明确,吾淮后进,从未见有此人者。异日成就,当可追踪前哲。”丁晏将他编的《山阳诗徵》给李宗昉看,李特为之作序,称“邑孝廉俭卿丁君晏,风雅士也。……卓犖雄奇,敦行厉志,将摛掞天之才,储妙选于顾问,朝章国典,用备史宬,非独翶翔伦党间,羽翼儒雅,为一乡一邑之光。”丁晏自言与吴瑭“相善”,吴瑭在京“厚遇同乡”,为“古之益友”,在京期间他们肯定有许多交往。
丁晏作过一首题为《吴鞠通医士》诗,诗前有一小序,序云:
 
名瑭,与余同籍。久客京师,以医术济人。著《温病条辨》,行于世。嗜学好奇,与余相善。直谅多闻,古之益友。首春自署其门曰:‘云呈五色,鸟画双睛’。本《拾遗记》:唐尧在位,重明之鸟一名双晴,今人每岁元旦图画遗像。有达官醉过其居,遣奴子问出典,君叱而不答。又有孝廉官山东知州,地在济北,启事用‘济阴’字,君谓‘水北为阳,水南为阴,尔未见《诗》孔疏耶?我尝谓尔文理不通,尔不之服,今果然矣’。孝廉阴怒而阳谢之。在都中,厚遇同乡,人怀其德。七十后返淮祭墓,旋入都,数年卒。其子入大兴籍,为上舍生。
 
这里透露两点信息:一是吴瑭与丁晏“同籍”,即吴瑭也是山阳人。二是,吴瑭的儿子入了当地籍了,即入了大兴县的籍。明清时代北京为顺天府,大兴、宛平二县倚郭,吴瑭加入了其中一个县籍,实际人还是在北京城内。当时游宦在外的人,占籍顺天是平常的事情,如孔继鑅是原籍曲阜,后来就曾入过大兴县籍。其实,这在朱士彦《吴鞠通传》中已经说到了。他说:“初娶鲍氏,生子廷莲,顺天增生。”按照清代规矩,考秀才非本地籍是不能参加当地考试的。因为每届录取名额是固定的,你参加考试,如果考上了,就占了本地读书人的名额,当地人当然是不会答应的。但是如果通过正常渠道加入了本地籍,便具备参考的资格了。由此可知,吴瑭早就由流寓而占籍大兴了。
此诗是《颐志斋感旧诗》中的一首,曾被山阳寓公罗振玉刻入《雪堂丛刻》。诗云:
 
桑生豁达人,坦白无芥蒂。
格物绘图说,五行审真谛。
厚德重梓乡,感叹羁异地。
药饵究俞跗,疮痍思物济。
直道获令终,罔生何所冀。
 
桑生指长桑君,战国时仙人良医,能将医术著书传于扁鹊,见《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借喻吴瑭医术高超。俞跗,黄帝时良医,并能“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意思是说吴瑭与此二古代名医一样,关注瘟疫灾荒,心系天下苍生。感旧诗一般都是为怀念亡友而作。“感叹羁异地”,当是说吴瑭死了以后就葬在外地了,令人感叹。“令终”即善终,保持善名而终其天年;“罔生”就是苟活,平淡地活着。“时医乘命运,俗医工便佞”,“便佞”是巧言善辩,阿谀逢迎的意思。如果能像俗医那样“便佞”,即可以混得一个美誉。而吴先生一生“心正口直,性刚气傲”,故而“毁誉不一”。(胡沄《医医病书序》)以行直道而获得善终,还有什么追求呢!
 
二、孔继鑅诗《吴鞠通布衣瑭》说吴瑭“燕蓟覆抔土,不返淮流东”。
孔继鑅,字宥函,原籍曲阜,孔子第69世孙。其先人游宦入大兴籍。其父孔传坤,官南河主簿,住清江浦。光緒丙子《清河縣志卷》22“人物·流寓”云:“孔继鑅……道光丙申成进士,用刑部主事。性至孝,无兄弟。居京师年余,思亲心切,急归。以家在河上,改官南河同知,为养亲计。”母亲去世后,在家中守孝。副都统德兴将他起用,死于战事,赠太仆寺卿。著有《心响往斋集》。子广牧,改入宝应县籍。(光绪《淮安府志》卷32清河县人物“流寓”中也有他的传,与此相同。)孔继鑅的父亲孔传坤,道光中还曾在阜宁、安东任管河县丞,在宿迁皂河管河,长期生活在淮安。他本人生长于清江浦,又在清江浦任过南河同知,故于宝应、山阳、清河情况都非常熟悉。他与吴昆田一样,是潘德舆的门生,曾多次与潘一起赴京应试,在京也是住在一起,所以他与吴瑭也有过交往。他的《心向往斋集》卷4,有一组诗名《感逝十六章》,为五言古风。此诗为其中的一首,是吴氏逝世以后的悼念之作,题为《吴鞠通布衣瑭》。诗云:
 
一真际百物,七十犹儿童。
术粗道不曲,乃自婴其穷。
在腹有羲皞,抵掌无王公。
燕蓟覆抔土,不返淮流东。
 
观其“燕蓟覆抔土,不返淮流东”,可知吴瑭死于北京,葬于北京。如上所言,其后人入了大兴籍,成了顺天人了,就此不再回“淮流东”了。与上引丁晏诗“感叹羁异地”正好相合。诗为戊戌年所作,戊戌为道光18年(1838),距吴瑭去世仅两年时间,故此诗所说情况当不会有错。
 
由上述材料可知,吴瑭是山阳县(今楚州区)河下人,其父吴守让是淮安府的秀才,“以学教授里中,弟子从者甚众。”(朱士彦《吴鞠通传》)而吴瑭弃儒从医,生前长期在北京行医。对于他的身后,我作如下大胆的猜想:吴瑭长期在北京,为解决子女上学读书等问题,加上子女在京城婚嫁,在北方扎下了根,就由流寓而占籍大兴县了。他的元配夫人鲍氏死了,可能先葬在大兴县;长子也死在他之前,留下两个孙子;续娶崔氏,生子廷芷为国子监生,在北京读书。当时他们都跟随他在北京,不在原籍。女婿周宗信,虽是“同里人”,但被从山阳带去北京,并延请胡沄为其家塾师,与他的次子一起接受教育,使得其婿能“守君之教”,即能懂医术,能接他的班。《温病条辨》二次刻印时,其婿与儿子廷莲参与校字,可见他们都是懂医的。征保序《医医病书》说:“幸其子及婿传而习之”,吴瑭医术是有传人的。此外,《吴鞠通医案》记载,嘉庆14年曾为他60岁的“堂伯兄”治肺痈,说他“坐热炕,昼夜不寐”,好像也是在北京(淮安无炕)。为《温病条辨》校字的有“受业姪嘉会”,可能就是这位堂伯兄的儿子,也是习医的。医生是有地域性的,吴瑭是在北京经营几十年的名医,后人当很珍惜这个熟地方,不会轻易离开的。有可能随他在北京生活的还有一些本家族的其他人,他们多从事医疗事业,都决定在那儿安家。如果是这样的话,吴瑭死后就葬在北京是合于情理的。他的墓当在北京大兴县,不是在淮阴的大兴庄。他的子女应当都在北京大兴县,没有人在淮安,所以在淮安是找不着的。据山阳医派后人说,他的墓在大兴县杮子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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