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名人在淮阴——文革琐忆
作者:胡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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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淮阴,是一个远离政治经济中心的相对偏僻的小城市。但是在文革中,却有一些在全国都有一些影响的文化名人被“下放” 到淮安,时间或短或长。我因为曾在当时的淮阴地区创作组工作过,对当年“下放” 到淮阴的有些文化名人有些点滴的接触或了解,现把它与下来,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1歌唱家臧玉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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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玉琰

 

臧玉琰(1923—— 2005) 河北人,曾师从著名歌唱家、音乐教育家黄友葵教授,1948年臧玉琰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后在湖南大学音乐系、武汉华中师院任教。1953年调至中央乐团任独唱演员。在上世纪50、60年代,他与朱崇懋、楼乾贵、孟贵彬齐名,被公认为是我国著名的男高音之一。

臧玉琰之所以从北京被下放到淮阴,是因为他的“特嫌”。 臧玉琰是1948年从台湾来北京的,而极左年代的逻辑是荒谬:台湾是蒋匪占踞的地方,新中国成立前你来北京,负有何种特殊使命,怀有何种不可告人的目的……这样有心报国的臧玉琰就背上了“特嫌”的黑锅。当年,中国乐团交响音乐《沙家浜》中郭建光的首选就是臧玉琰。周恩来总理曾说,臧玉琰可以唱歌嘛;江青却说,臧玉琰怎么可以唱郭建光。

2005年3月21日的《北京广播电视报》曾以两个版的篇幅刊登了王小珊的题为《歌唱家臧玉琰〈牧歌〉后面的故事——特务黑锅一背三十年》的长篇通讯,介绍了臧玉琰的故事。其中一节以《改造——被批斗得没有尊严》为小标题,介绍了臧玉琰当年在老清江市的情况,不妨转录如下:

1966年“文革“开始不久,戴着“特务”帽子的臧玉琰和全家,很快就被下放到江苏淮阴地区的清江市。那时候女儿13岁、儿子还不到6岁。

臧玉琰一家最先安身在一家小旅馆中。当时清江市委人事科长老包,让臧玉琰填写相应的表格,以作为安排工作和发放工资的依据。看到臧玉琰在表格的“专业”一栏填表写的是“声乐”时,老包犯难了:“声乐?条文里没有啊,没办法安排工作,也没办法开工资啊。”这样没了生活来源的臧玉琰一家,只好在一所中学附近找了间学校的仓库来住。时至寒冬,清江特别冷,一家人在四面漏风的仓库中常常被冻得瑟瑟发抖,围着柴火坐一夜。

1967年的一天,老包让臧玉琰到市委去一下。在经历了3个多小时的“过堂”后,便把他送到清江金属容器厂,让他隔离劳动。而没有丝毫准备的臧玉琰,既不能和家人告别,也不能回家去取衣服,就这样开始了漫长的劳动改造。

那时候清江市也是一片混乱。一有大的批斗会,大字报上第一个名字就是当时的清江市委书记,依次下去是市长,臧玉琰排在第八。这种大规格的批斗会,臧玉琰作为陪斗,场场不落。于是“牛棚”成了他的宿舍,“游斗”变为他的散步,而不被挨打挂彩,就是很幸运了。

从“牛棚”到“干校”到文化馆,开荒种田,下水塘捞芦苇,抬果筐扛麻包,扫马路拉大幕,最苦最累的活儿都是他干,唯独不能喝歌。这让臧玉琰苦闷至极,生活的愿望几乎丧失,但是看可爱的妻子和儿女,他怎么也无法割舍。为了坚持活下去,他有空就抽烟,回家就喝酒。他说:“烟是‘麻醉剂’,酒是‘安眠水’,可以打掉人所有的奢望。”两年之中,臧玉琰的满头黑发变成苍白,1米70的个子而体重仅有80来斤。

年幼的儿子常想见爸爸,但买德颐(臧玉琰之妻)怕无知的儿子看到父亲非人的窘境,不能正确地分辩是非,将来对社会产生抵触情绪,所以总是找各种借口回避。她总是差女儿去给臧玉琰送去衣物,尽可能地为他带去感情的抚慰。而小小的女儿已经懂得父母的哀愁了,每次看到劳苦不堪、蓬头垢面的父亲后,就会痛苦很久。而长期看着别人的冷眼,精神上感到无比孤独,心灵也受到严重伤害,有一天她对母亲说:“妈妈,假如要我再活一次,我都不想活了。”

下面,我还想再补充点我所了解的臧玉琰:

我是先认识臧小红而后才认识臧玉琰的。文革我上初中时,班里来了位说北京话的洋气女孩,她这就是臧小红。后渐渐有所耳闻,她是随他父母从北京来的,他父亲原是中央乐团的歌唱家,母亲是位俄语翻译,但我当时并不晓得臧小红心中那么悲伤……

我父亲也曾与我说过臧玉琰的一个故事,当年他们曾同在57干校劳动,是被批斗的难友。那时,臧玉琰的任务是放鸭子,据我父亲讲,臧玉琰放鸭子极有水平,他喜欢对那些鸭子唱歌,就像鸭司令,而鸭子们竟然非常服从他的歌声,“唱之即来,歌之即去”……

我后来因为搞业余创作的原因,与臧玉琰打交道多了点。他那时被分配在清江市文化馆里,主要任务是刻钢板,刻印些文艺演唱材料。在当时我的印象中,他总是坐在老清江市文化馆二楼的一间小屋子里,面带微笑,一本正经,勤奋工作,虽不到50岁,但头发却都白了,唯一让人感到特别的是他身上那种平凡中透出的自持……

我还听人讲过臧玉琰的一件事:市里当时有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队长是位军代表,他一次心血来潮要人把臧玉琰叫来唱歌。臧玉琰一开口,第一句还没唱完,那位军代表就粗暴地说:“唱的什么东西,还歌唱家呢,连业余的都不如”……

“四人帮”被粉碎时,清江市举行庆祝粉碎“四人帮”的文艺晚会,我曾向有关人士提议:让臧玉琰登台唱首歌。回答竟是:臧玉琰唱歌要市委批准。不久,臧玉琰去了北京,不久一曲《牧歌》倾动了大江南北……

上世纪80年代末,臧玉琰一次在南京演出时,曾在传媒上表示他想回淮安,为一起生活了10多个年的淮安人民唱歌,当时我写过一篇《淮阴应该欢迎他来》的短文;后来还曾写过篇更长一点的文章《失之交臂的歌声》,为淮安人民没能亲耳听到一个居住此地10多年的歌唱家居民的歌唱而惋惜,臧玉琰的歌声确实与我们失之交臂……

 

2小说家方之

方之(1930—1979)生长在南京。解放战争时期在南京读中学时投身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解放时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主动参加农村土改运动并在南京市郊和团市委担任共青团领导工作,并开始了文艺创作。著名作家刘绍棠曾这样评价方之的小说创作:他50年代的《在泉边》、60年代的《出山》,70年代的《内奸》,在全国短篇小说的创作中都是一流的。

方之1957年被打成为左派。原因是他曾与高晓声、陆文夫等准备组织“探求者”文学社,并提出“干预生活”的文艺主张。“文革”期间,方之全家被下放到洪泽的黄集劳动。

1973年春天,原淮阴专区创作组在现淮阴师院东校区身底的老淮师办了个全区的文学创作学习班,创作组的领导把方之也请了来,希望有经验的他能帮助年青的文学爱好者们改改稿。因为我读过他的《在泉边》《岁交春》……,所以对他特别敬重。而我与他见面也是很有戏剧性的:

我是先与方之的儿子李潮认识的。那天下午三点多钟,李潮找到我说:“我爸来了,见我爸去”。我们来到一间旧教室,里面放着几张双人床,李潮拉着我走到那张唯一有人睡觉的双人床前,对着上铺上正蒙头大睡的人故意嗡声嗡气地说:“老同志,你是哪里来的?”床上的人没动静,只说了声:“洪泽。”“洪泽什么地方?”“黄集。”“我也是从黄集来的”“床上人动起来了:”“我怎么不知道?”“听说黄集有个叫方之的写小说蛮……”李潮说着要笑起来,而这时床上的一位老者已戴上了眼镜,一个巴掌打了过来“是你这个东西”……我与方之就这样认识了。

那时的文学创作班,几乎是年青人的聚会,里面真懂文学的不多,爱好者多,大家玩心也重。方之是个例外,只有他每晚看我们的稿子,非常认真,有时还找作者去交谈,每次在我们都睡去时,他还坐在灯下,认真地看稿,就在那个年头,方之对文学仍是十分认真而痴迷的,他对文学青年的爱护与关心是为许多人所熟知的。

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方之的善良并没为他减少麻烦。一天,我们创作组的领导把我们召去开会,可能有人打了方之的小报告,说方之“放毒”,要赶方之走,当时会上气氛非常压抑。我的“路线觉悟”不高,我朴素地想,是你们把人家请来的,人家辛辛苦苦地……我心中有一种深深地不平。会后第二天的傍晚,我与方之一起散步,散步到一处高坡上时,我终于向方之暗示:走吧,这里不一定欢迎你。我至今还记得方之听后默默无语,望着天空,好像在自言自语:“我这是为了谁呀?”但方之没有走,好像根本不知道此事,他还是每晚看稿到深夜……

方之正直如火并乐于助人,有许多别人的文章都谈过。我再说个例子。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方之一次在黄集听到本市的一位文人对他说:“小胡父亲这次要倒大霉了,你不要再与他往来了”。方之听后当即告诉他:“我也不干净,你也不要与我往来”。事后,他怕我年轻受不了意外,竟让他的长子李潮从洪泽急匆匆赶到淮安——那是一个夕阳西下的傍晚,李潮拉着我在淮安的大街上严肃地转了一圈才告诉我事情的缘由,并说:“我爸说,如果有困难,你就到洪泽来。”尽管实际上根本没有这种事情,但方之的为人还是让我非常敬重的……

方之在淮阴时,并不是进行文艺创作的好时候,但方之仍然在写,他对小说创作是痴迷的,他是文艺创作要深入生活的坚决的信奉者。当时他曾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栽草记》,写的是洪泽湖上渔民栽草养鱼的故事,写得活灵活现,确实高人一筹,他毕竟是写小说的高手。

他后来获奖的小说《内奸》其实也与淮阴有关。淮阴是革命老区,敌来我往,还有中间人物,人物关系非常复杂。小说通过一个好吹好炫、与各方都有关系的商人的漫长经历,来看时代风云的变幻,不但写出了抗战时期我党统一战线的成功,而且更写出了文革中的人妖颠倒,这篇小说获得了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并成为了“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之一,在当代文学史上有专节介绍。方之的这篇小说不但取材于淮阴,故事背景也发生于淮阴以及镇江这带,而且它的构思也是在淮阴完成的。

1976年,淮阴师专成立了,学校请来了就要回南京的方之,请他给学生作关于文学创作的报告。方之在当时的师专会堂为学生作报告时,很投入,还时不时地咳嗽着,他的讲话很精彩的,记录稿后来被整理发表在《淮阴师专学报》上。会后,他与程中原先生、郑乃臧先生、还有我一起谈天。他说去南京要办两件事:一是要办一个像《萌芽》那样的杂志,培养更多的文学青年;二是要写防癌文学,反思中国为什么会出现文革这样的癌变。他到南京不久,《青春》杂志就创办起来了,他的《内奸》也获得了全国短篇小说奖,但就在这时,他却因受难太多而患癌过早地离开了人世,带走了许多要写而永远不能写出的小说。

2005年月10月,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王蒙先生来淮访问讲学,我有幸陪他共进晚餐,席间,王蒙先生问我“听说方之在过淮阴?”还说“别人说我很像方之”。是的,方之与王蒙在经历与性格上确实有着很多相似之处,只可惜方之走得太早,才华没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我还想乘便提一下,现今文坛的青年才子韩东,就是方之的小儿子,他还曾把他家下放洪泽黄集的事情写成为了中篇小说。

 

3佛学家郭元兴

郭元兴

郭元兴(1920——1989)江苏睢宁人。自幼学佛,通晓内外典籍、梵文和英文。1949年后,在上海从事佛学研究,1956年参与撰写《中国佛教百科全书》和斯里兰卡《佛教百科全书(中国佛教)》的部分内容。1980年在南京金陵刻经处工作,后调到中国佛教协会研究部……著述有《达摩二入四行与道家言》、《佛教与长寿》、《高僧法显行迹杂考》等。

郭元兴1969年从南京下放到淮阴涟水的淮涟公社,先是淮涟公社的下放干部,后来又到淮涟中学成了老师。现在想来,像郭元兴这样一位水平极高的佛学专家,当年来淮阴、在中学,真正是大材小用了。好在郭元兴是学佛的,性格非常豁达。

这样一个文化名人在当时的涟水,别人是不大容易理解的,所以就难免会说他有些“怪”。我与郭元兴谈不上有什么交往,但对他的轶事却颇多了解。如,当时因评法批儒,也会印些古书,别的爱好古典文学的老师把这些书买了来,当作是自己的宝贝,可郭元兴却喜欢拿起笔随手在这些书上乱画。别人心痛,便责问道:“怎么可以这样?”他答:“书上错了”。别人也不知他说的是真是假,不少人都说他太狂。再如,不少学佛的人都会一些武术,郭元兴也不例外,他会一种奇特的功夫,就是把自己的身体缩小,这是一种很特别的气功。我曾听一位也会武功的老先生对我讲,他对郭元兴的功夫极为佩服。郭元兴偶尔也写点论文,当年淮阴师院的《活页文史丛刊》上发过,但却深奥专门得使周围的人根本无法读懂。还有,从一般人的角度去看,郭元兴是很不会生活的。他的工资在当时是算高的,可他每个月工资一发下来,就喜欢带着全家去饭店吃饭,结果常常还没到月底,他的工资便全花光了,于是便不得不向别人去借钱来吃饭。

1978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后期,当时的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先生来信要郭元兴去北京工作,这是个颇让人们惊异的消息!现在看来,郭元兴这种大才在淮阴确实在太可惜了,只有在北京那种大地方,才能真正派得上他的用场。记得当时有些朋友对郭元兴开玩笑地说:“你把我们也带到北京去”,郭元兴说:“那些地方你们站不住。”郭元兴到北京后,担任中国佛学院研究生导师,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员,还担任了《法音》杂志的主编……

2010年4月初稿,2017年4月修改

作者系淮阴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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