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的石头案
作者:丁华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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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水利系统工作20多年了,与水利系统上上下下的同志都很熟悉,特别是遇到一些老同志,和他们话话家常,总有讲不完的故事。一件三十多年前不该发生的“石头案”,还常常被一些老同志所提起。这起轰动一时的案件,不仅震动了全淮阴地区,在省内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现年78岁的袁荣福,原任淮阴县水利局副局长,他当时任此案的人民陪审员,全程参与见证了案件的审理过程。

据袁荣福老先生回忆,一九八一年初夏,江苏省委副书记、老红军周×下来检查防汛工作,由淮阴前往徐州途中,经过淮沭河渔沟镇附近的石堤,其所乘的小汽车被前面拉块石的手扶拖拉机阻挡,被堵在公路上,他就让人下车询问是何情况。听说有人从堤上往下拉石头,他想,防汛即将开始,堤上正是需要石头的时候,怎么反倒有人从堤上往下拉石头?这不是反其道吗?于是就继续追问。拉石头的人回答,我们是花钱买来回家搞建筑打墙脚的。这就引起了这位省委首长的怀疑:这不是与防汛工作背道而驰吗?遂下令追查。

淮阴地区领导接到省委的指示犹如接到圣旨,立即展开调查。原来是淮阴县治淮工程团卖给农民的石块。于是将淮阴县治淮工程团的团长王兰田、副团长潘梦文、工程负责人干士光三人逮捕,以玩忽职守、破坏防汛的罪名起诉。治淮工程团卖给农民的石头是治淮工程护坡结余不能用的块石,都是些小石头(俗称“狗头石”)。结余处理的块石,卖出后收入归治淮团部,再用于工程建设。三人因此获罪,心中当然不服。当时律师制度刚刚建立,三人不惜一切代价,分别聘请了安徽省蚌埠市的律师张教平、涟水县律师张斌和盱眙县律师袁法舜三人出庭辩护。

由于此案涉及的是几个干部,其中两位是老干部,影响很大。当时审理案件时,各个县水利、法院系统均有代表参加。开庭时前来旁听的人也很多,大约300-500座的礼堂挤满了人。大家对案件都心中无底。但庭审的情况,出乎大家意料,律师以大量的事实,充分的证据,充足的理由,为三被告作了无罪辩护,引起了参加旁听的人的喝彩叫好。庭审中律师针对起诉事实不断质疑,出庭公诉人却支支吾吾、言词不清、语意不明,甚至无法回答,因而在庭审调查阶段,审理就陷入僵持状态,持续数天,难以进展。参加旁听的人将庭审情况将外传播后,以后的庭审旁听者越来越多。淮阴县召开的公社书记会议也开不下去,许多公社书记纷纷要求前来旁听。很从人是出于好奇,有的干部从严未听过“犯罪”的人、被告还可以请人当庭为他辩护,觉得这是个新鲜事。

过去,只要被上面点名逮捕的,肯定要定罪判刑,更何况这次是省委副书记这样的大官点名的案子,谁还敢违抗?参加旁听的人还有一种好奇:看看控辩双方到底谁说的有道理,也能增长点见识。

经庭审查明:治淮团部出卖的块石,是用于护坡工程淘汰下来的不合格石料,是作为废品处理的。按工程设计要求,护坡块石的直径必须大于30CM,而这些被淘汰的块石,其直径都小于设计规定,是不合格的。否则会造成工程质量不合格的严重后果。其次,治淮工程的款项是专款专用,它与防汛工程的款项是两回个渠道,不涉及是否影响防汛的问题。而事前又未作出在汛期前将工程石料拨付给防汛使用的决定,更何况这些石料本来就是被淘汰的不合格的材料。三被告何罪之有?

律师有力的辩护,便得公诉人非常被动,常被弄得哑口无言,难以答辩。而律师的发言,由于有理有据,逻辑性强,博得全场多次喝彩。主审法官虽加以制止,由于人数众多,无可奈何。其中张教平律师表现突出,他知识面广,对于工程业务熟悉,说理逻辑性强,现场反应快,语言表达清晰,态度不卑不亢,有理有节,给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就本案来说,某些领导人只看到了一些事物的表面现象,而不去查明它的细节和来龙去脉,就妄下结论,下令查办。这种貌似“对革命负责”的态度,实际上是典型的官僚主义作风。每次开庭,到场的群众都有三五百人,开庭时要求不准照相,不准大声喧哗,但下面还是议论纷纷,还不时有群众当场叫好,是对当时的极“右”路线影响的逆反心理的反映,也是对高层领导官僚主义作风的发泄不满。

由于“石头案”是当时淮阴地区的大案要案,在办理过程中,当时刚刚成立的江苏省律师协会高度关注案件审理进展情况,委托在淮阴地区工作的协会常务理事数次召集参与办理此案的律师开会研究案情,商讨辩护的要领、思路和方针策略,在对案情作深入分析后明确支持作无罪辩护的立场。参与此案辩护的律师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一方面,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包括负有正义感、向往建立法制社会的广大干部的欢迎和支持;另一方面,却受到一些党政机关的的领导层和政法机关内部部分成员的指责、抵制、攻击、诋毁和谩骂。这些人多年来习惯于按上级的脸色行事,久而久之,思维定势变成习惯,成为惯例。只要符合上级意图,办错了也可以不负责任,无人追究。这种“一言堂”作风,以往从来没有人敢站出来说不同意意见、唱反调。现在的律师公然站出来,指出案件中这也不是、那也违法,又是证据不足不能认定等等,这当然接受不了。于是,就有人制造舆论:“律师是站在犯罪分子的立场上讲话的”、“律师充当犯罪分子的保护伞,是他们的保护人”、“律师是专门与公、检、法捣蛋的”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律师们仍然顶着风浪向前冲,继续开展自己的工作。

在那个以言代法,以权压法,“黑头(法律)不如红头(文件),红头不如白头(领导批条),白头不如口头(领导指示)”的年代,律师的有力辩护最终未能帮助三位被告脱罪,有罪无罪还是领导说了算,最终结果领导意见就是法。当时,淮阴地委主要领导及政法委负责人为了维护省委领导的“威信”,力主对被告判刑,否则,从省、地到县几级党委、政府的“面子”,往哪搁?至于审判机关当然要听从当地党委、政府的意见,否则还有什么“党的领导”?所以律师的辩护意见再有道理,往往也不能左右形势,还得由法院进行裁判,而法院仍然要按长官的意志办事。后来,三被告仍被判有罪,处以刑罚。刑期2-3年,未开除党籍,在泗洪农场服役。

对于这样的判决,当事人当然不服,提起了上拆和申诉。由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案情其实相逐步在社会上广为流传。潘梦文的妻子王凤兰时任新渡公社党委书记,她为此案件平反做了大量工作,坚持不懈地向上级领导如实反映情况,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最终,此案作为冤错案依法予以纠正,三名被告人无罪释放。《新华日报》还专门刊文对此案进行了平反。

这起案件也反映出当时某些掌权者、执法者的思维逻辑:为了顾全上面的“威信”和领导的“面子”,即使错了也要作有罪的判决,宁可以后再作错案来纠正。何况过去办错案,不算一回事。在那极“左”的年代,错案不是比比皆是吗?实际上,这不是自找麻烦,白白浪费上人力、物力和时间的资源吗?这样对人民的供养,不感到于心有愧吗?难道说纠正了错案,就可以给当初的错判争回“面子”?说到底,这些都是缺乏法制观念、愚弄百姓、对人民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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