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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周恩来马克思主义家教观的史料研究
作者:徐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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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强调:“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涉及很多方面,但最重要的是品德教育,是如何做人的教育。要把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有做人的气节和骨气,帮助他们形成美好心灵,促使他们健康成长,长大后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伟大出于平凡”。伟人周恩来对他童年与少年时期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他对晚辈们的家庭教育,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点,对上辈一分为二,对晚辈一丝不苟。他的童年与少年时期,也就是他12岁以前在淮城与清江浦时期,与其同龄人——清末民初两淮城区许多少年儿童所受的家庭教育基本是一样的,但又因为他出生在败落的封建官僚“士民”(曾做过官而又非农非商非工)家庭,所以就具有“周家”的特色,其中的主流是他以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吸收长辈们的言传身教的“美好的道德观念”和优良品德,为其成长奠定基础的优秀先进家庭文化,对于当今家庭教育与文明家庭文化的创建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遵照恩格斯的“从既定的史实出发”的教导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的论述,针对某些误解误导,坚持“用史实说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依据周恩来自述和日记、文章以及小于周恩来6岁的胞弟周恩寿所讲的亲身经历的史实为主,并对非“亲历亲见亲闻”的史料进行了必要的佐证与研究,我们感到的重要启示是填平代沟的关键是长辈和晚辈都要坚持一分为二的家庭教育观,绝不可唯我“独对”、别人“都错”!

 

 

第一、周恩来对长辈给予自己的言传身教一分为二

 

 

一、周恩来对生父周贻能给予他的言传身教的认识:

一是周恩来钦佩生父周贻能“为人老实”、为谋生谋职的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品德。他在家庭会上说:“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父亲(周劭纲,原名贻能)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先后在湖北、铁岭、奉天(沈阳)北京、南京等地谋差事、找工作,没有气馁过。“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经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1]由于这样,周恩来对父亲很同情很敬重很有感情。1918年8月27日,他在旅日《日记》中记载了送别父亲的伤感和钦佩之情:“今早生父四(点)钟行,‘昨事伤心方未定,今朝又复别严亲。’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难受。孤单单既离吾家,又复远吾爱友,伤心之极不复再有言矣。”[2]

二是周贻能丧妻后孤寡一生,受到了周恩来兄弟的同情与尊敬。周恩来告诉全家人说:“干爹(即生父贻能)从干娘死后已经十一年了,总没有再续”。[3]

三是周恩来对生父周贻能感情很深。据周恩来亲大侄女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的史料,邓颖超给她的一件具有重要意义的遗物——保密用的小皮夹子。她发现这只皮夹子里,除了装机密文件和邓颖超的信件外,周恩来一直收藏着父亲的一张照片,在背面有他“亲笔写的‘爹爹遗像’四个字”。她在书中还附了一张周恩来与邓颖超夫妻1940年送给父亲周贻能的照片,“上面写着‘爹爹大人,翔儿、超儿’。”[4]1942年7月10日周贻能在重庆因病逝世,周恩来因病住院治疗,“董必武同志含泪仰天长叹,与大家商量说:‘恩来对父亲一向很孝敬,他又极重感情,如让他现在知道老人病故,精神受刺激,对病痛不利。’于是大家一致同意,暂时不告诉父亲去世的消息,等他出院后再说。老人家的灵柩暂停在红岩沟内,待恩来回来再出殡。”这一消息瞒了三天,还是被细心的周恩来发觉了,他“在医院知道自己的父亲去世三日,顿时惊得脸色苍白,术后虚弱的病体不支,一下跌坐在地上泪如雨下恸哭不已,决定立即出院”,为父亲治丧。[5]

四是周贻能不是“到清江浦后,只谋得一个月薪十六元的小差事”,而是到清江浦前后都在湖北做小差事。得奖的彩票就是周贻能与妻兄在湖北买的。周恩来说:“父亲做事一个月只有16元,钱很快就花完了,别人给他介绍到湖北做事,家里就借钱过日子。”[6]

二、周恩来对生母万氏给予自己的言传身教的认识

一是周恩来生母万氏“性格开朗,精明果断,很有办事能力”,但对她身为知县的女儿,对当时两淮已经形成气候的新式教育,不能像周恩来的伯父周贻赓那样送周恩来进新式名校学习新的知识,而是让周恩来在 12岁以前“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家里请了先生教书,也是借钱请的”, 以致周恩来批评塾师 “只为自己考秀才,对我们根本不负责任。”[7]

二是周恩来生母万氏“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她的“善良”和“爽朗”的优良品质,对周恩来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谈到个人性格时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8]周恩寿说:“我母亲处理问题时总是先耐心听情况,然后再发表意见,因此解决问题很顺利。总理(指其哥哥周恩来)常随母亲同去,学到了不少东西,我想他处理问题坚定果断就是从母亲那里学到的。”[9] 他(与龚志惠同岁)没讲龚表舅对周恩来的政治启蒙,也没讲表舅、妈认为干爸干妈的事。

三是周恩来生母万氏从切身体验出发对封建主义的礼教有反抗的一面。例如她对妇女的缠足裹脚的陈规陋习在行动上表示反对。周恩来说:母亲“虽身为贵族小姐,却不像大家闺秀,不肯缠足,外公经常带着她到处走,参加各种活动、礼仪等,所以她以后很会处事,很会应酬。”[10]

四是周恩来生母万氏好讲排场。她的这一特点,在中奖得头彩以后,表现得很突出。周恩来说母亲中彩得奖以后,“真是高兴得头都昏了,首先想到玩,要大讲排场。彩票在武汉,要坐船去兑,一路上到处玩。我母亲就要给这个送东西,给那个送礼物,又要买皮衣,又要买留声机,她是从小看惯了讲排场,爱面子的,这五千块钱,光是玩,送东西就不在一半以下。”[11]

五是周恩来生母万氏的文化程度问题,2008年2月版《周恩来传》中说她“读过五六年家塾。”对此我们查阅了有关史料,周恩来、周恩寿哥弟俩和直系亲属的文字与口述回忆中没有人讲到这一点,但据两淮的官宦与地主之家的家教史料,多数奉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礼教,但一般都在家塾中教女儿读《女儿经》,识点字。从周恩来对母亲的多次回忆来看,她只是想方设法借贷花钱请塾师、办家塾,既没有教过儿子认字读书,也没查过儿子的文化学习情况。

三、周恩来对嗣母陈氏给予自己的言传身教的认识

据周恩来自述:“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淦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抚养。”所以贻淦对他的影响和印象都不深,主要是“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12]

一是周恩来嗣母陈氏是书香门第的闺秀,既和万氏一样办家塾,进行传统的儒家教育,又向往进步,追求思想解放,讲先进文化的故事给童年周恩来听,特别是打破“老不看三国(演义)、少不看水浒(传)”的旧规,除了讲《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中女子追求婚姻自由的故事外,还让童年周恩来从小说中吸取进步思想,使其幼小的心灵中就孕育了“逼上梁山”的革命萌芽思想。[13]如果要说政治思想启蒙,陈氏真正是革命思想的启蒙的老师。这种伟大的母教在当时、在周家都是难能可贵的。所以周恩来谈自己的生平与革命经历时说:“12岁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家里请了先生教书,也是借钱请的。他只为自己考秀才,对我们根本不负责任。我的知识许多都是从小说得来的。我母亲,就是十一婶,认(识)字,会写诗,她总教我读诗,还让我看小说。”又说:“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清代文人李汝珍所作的长篇小说,前半部分描写了唐敖、多九公等人乘船在海外游历的故事,后半部写了武则天科举选才女的故事)、《水浒传》和《红楼梦》。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14]

二是嗣母陈氏对周恩来从文化的启蒙教育开始,就在认字学文化的同时,注意艺术的启蒙与培养,使周恩来幼年打下的书法、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等方面艺术修养的功底。这在同龄人中是很少有的。例如嗣母陈氏写的诗,周恩来不但从小就读了,而且一直带在身边,直到日本留学时在《日记》中还深情地记着:“我把带来的母亲(即陈氏)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时候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15]正是由于这样,周恩来从小热爱艺术、学习艺术,在沈阳的小学阶段就爱好学音乐;在南开的中学阶段创作诗歌、散文、小说、剧本、演新戏,更为可贵的是学习西方的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并结合中国实际发表论文;到日本留学开创了写作新诗的先河。从事革命工作以后,特别是担任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更加重视革命文艺的研究与领导,被全国文艺界的名人亲切地称之为“朋友”和“最懂文艺的好总理。”

三是嗣母陈氏的母爱对周恩来有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是正面影响,即周恩来自己所讲的:“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对母爱的负面效应,周恩来过45岁生日的那天下午,在红岩村八路军驻渝办事处的一片草地上,对围坐在身边的一群青年人说:“我参加革命迄今20余年,经过实际斗争的锻炼,培养了一些工作能力。但由于母教的过分仁慈礼让,使自己也带几分女性仁慈,如看见杀狗或其他生物总觉得难过,缺乏一种顽强和野性,故对于党内错误路线的斗争,往往走向调和主义……。”[16]

四、周恩来对伯父周贻赓给予自己的言传身教的认识

对周恩来的喜爱、关心、教育与培养的亲大伯父(按堂兄弟排行又称四伯父)周贻赓,是少年周恩来的成长的关键人物。

一是周贻赓本人师承儒学,但在清末民初儒学教育的塾馆与学习西方的新式学校双轨并存的社会里,他把周恩来带到东北的自己的身边以后,却一破传统的教育观念,不进孔子思想统治的儒学塾馆,而是先在铁岭进新式初级小学读半年书,后到省会进入刚建成的新式学校奉天(沈阳)第六两等小学堂(后改为省立东关第一模范两等小学堂)接受进步的新式教育。周恩来感受非常深刻的说:“十二岁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与周贻赓的这一进步思想截然不同是周恩来的六堂伯父周嵩尧。周秉德在《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说:“伯伯,你一说住那幢房子的爷爷(指周嵩尧)我记起爸爸和我说起老家事时提到过他,就因为你学了洋学堂,参加了革命,那位爷爷就以你为反面教材,再不准自己的儿子读洋学堂,都关在家里请私塾先生讲四书五经呢!”周恩来回答说:“这也是事实”。

二是在政治上周恩来对四伯父周贻赓很信任。周恩来说:“1928年去莫斯科参加‘六大’路过大连被日本宪兵盘查时,我就说来东北是去吉林找舅父周曼青(周贻赓字曼青)的,没说是伯父。”又说:““我在24岁入党以前,是受资产阶级教育的爱国思想,知道旧家庭是没法奋斗出来,对家庭没有留恋,但我对伯伯没有反感,对父亲也很同情。所以我敢去吉林找四伯,相信他不会出卖我。”

五、周恩来对八伯父周贻奎和八伯母杨氏给予自己的言传身教的认识

周恩来八伯父(这是按周家堂兄弟大排行称的,按其亲兄弟排行是四伯,有时又称四叔)周贻奎和八伯(婶)母杨氏夫妇虽然能耐较弱,但与周恩来的亲密关系及其苦难的经历却给周恩来的影响很深。

一是周贻奎患有麻痹症和癫痫病。

二是周贻奎和杨氏的贫困生活,特别是周贻奎因贫病交加而死的痛苦,周恩来从小就给予极大的同情,从而产生了对于所有遭受贫困病灾之苦人群的关爱之情。1918年1月在日本留学的周恩来,接到家人来信,知道周贻奎在淮城病故后,连续6天在《日记》中表示悲痛的心情。在1月9日的《日记》中写道:“这几年来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也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17]周恩来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的“始终热爱人民” ,“心系人民,急群众之报急,忧群众之所忧”的公仆精神,与他青少年时期伯父的贫病而死的亲身感受不无一定的关系。例如在邢台地震现场,周恩来总理所到之处,几乎走遍了每一个帐篷,握遍了他见到的每个伤病员的手。仅在宁晋县东汪一个地方,他就握了140多位伤病员的手。在每个帐篷内,周恩来总理还不时撩起伤病员的被褥,看铺得厚不厚,睡得暖不暖。周恩来总理还一次次钻进窝棚,蹲在一位又一位受伤老人铺前问长问短、问寒问暖,许多老人感动得流下了热泪。当一位家破人亡的老人见到总理后,悲痛万分不能言语时,周恩来拉住老人不停抖动着的手,亲切地说:“老人家,您就把我当自己的儿子吧!”这位老人深受感动,感到眼前的总理就像似自己的亲骨肉。

三是杨氏在周恩来生母嗣母病故后成了实际的监护人。周恩来在家庭会上告诉晚辈说:9岁那年,“两个母亲死后,我带着博宇(即二弟恩溥)同宇(即三弟恩寿)从淮阴搬回淮安”,全部家务事都由杨氏照料,杨氏自然就成为周恩来兄弟三人的实际的监护人。要说“三位母亲”的母爱,应该是万氏、陈氏和杨氏。

四是周恩来对杨氏的母爱教育有着极为深刻的感受。1958年7月周恩来会见淮安县副县长王汝祥回忆杨氏对他母爱教育的一件深刻往事说:“小时候,我和小伙伴们常常在文渠划船打水仗,大人们怕出事,把小船都锁起来,我们就悄悄地把锁敲掉,划船远游,吓得家长们敲起大锣,满街满巷口么呼寻找。一天中午,我和几个小伙伴偷偷把船划到河下,婶娘守在码头,左盼右望,直到太阳落山,才见我们的船影。她急忙跑步相迎,身子晃动一下,差点跌倒。我很怕,心想,这回少不了要挨惩罚!可婶娘半句也没责怪,相反,一把紧紧地搂住我,眼泪簌簌往下淌,这比挨了一顿打还使我难受,我忍不住也哭了……”[18]这种关爱教育子女的方法,在今天仍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五是杨氏因周恩来参加革命而受到敌人的迫害。据1947年四月十四日《苏北日报》一版刊登的报道:“寓居淮城驸马巷之周恩来将军七十余岁老婶母,三月四日遭蒋记淮安县长牛作善率武装特务十余人,包围搜查,牛某百般威胁迫其侮蔑共产党。周老太太严辞拒绝说:‘共产党新四军从来没有做过对不起老百姓的事。’牛某仍翻箱倒柜。见较好物件即公开抢去,历时一小时始离去。周老太太生活本甚清苦,经此枪劫,更形窘迫。”[19]这一史料说明杨氏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的家人和亲属中,唯一受到国民党县级政府迫害而又不屈服的人。

六、周恩来对乳妈蒋江氏言传身教的认识

1960年初夏,周恩来总理接见时任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刘秉衡的谈话中,谈到了对乳母蒋江氏的想念。他说:“有一次,我同乳母一起上外祖父家,从西门上船,到了板闸,我们下船看了看,又上船到了清江。”周恩来总理请刘秉衡同志“帮助了解一下乳母蒋氏还在不在?”并说:“小时候同她的孩子一起玩,很要好。”[20]这里说明两点:

一是周恩来长大了,不哺乳时,蒋江氏带他到“外祖父家”去过;

二是“小时候同她的孩子一起玩,很要好。”

周恩来具有知恩图报的美德,他对乳母蒋江氏之恩不会不讲的。但除此以外没有查到谈乳母对他关怀的生动故事的史料。

至于间接知情者龚志惠(与周恩寿同年,比周恩来小4岁,未在周家学习生活过)等人讲蒋江氏的事情,有的讲得不对,有的可作为参考:“总理的奶妈,是一个裹着小脚的劳动妇女,那时大约三十岁出点头,腰间常束一条围裙。这个奶妈,为人忠厚、善良、正派。她来给总理当奶妈,原因是这样的:总理母亲万氏,体弱多病,生了总理,无乳养育。而这个劳动妇女,其时也生了一个孩子。她身强力壮,奶汁很多。总理家请她来做总理的奶妈,给总理喂奶。这个奶妈把总理当宝贝,宁愿断了自己亲生女儿的奶头,一心愿意为总理喂奶。后来,总理过继给小婶娘为子,她继续当总理的奶妈。”“总理奶妈回家常带总理到自己家里去。总理见到奶妈的孩子时,非常高兴,因他们一起在院子里玩,并亲切地兄弟相称。”“这个奶妈,在离开总理家后,还常去看望总理,总理对她也特别亲热。后来,她的那个与总理同年生的女儿,因病夭折,十分悲痛。不久,总理又跟着伯父远去东北,她又十分惦念。每当她见到总理干娘(早已病故)和总理八婶时,提到总理就伤心得痛哭起来。据说,最后她哭瞎了眼睛。”(经调查无此事)另一位间接知情者蒋江氏的孙子蒋庆生凭记忆讲了一些他祖母与周恩来事:“总理幼年时家境贫困,曾在我家临街的房茅屋(现在不存在)随我祖母居住半年。祖母说:‘他(总理)吃点小菜就行啦,不吃好的,总理幼年活泼好动,用手扒茅屋的泥块,祖母说,不能扒,扒大了茅屋会塌的!总理说,我长大给你盖新的。’”“解放前(年代记不清)我祖母根据周老太(总理婶母)提供的地址,曾经到黑龙江找过总理,她知道总理是搞革命工作的,反动政府要捉他。她想自己年纪大了,能见他一面,也不枉养他几年。总理见她以后,说,不能在这里住。回去吧,官府要抓我啦!他(四伯)给我祖母六十块大洋,买票送我祖母回来了。”“祖母是坐船到东北去的。当时她五十多岁了。”“我祖母三十一岁吃斋,不用别人的碗。总理曾送给她一个磁碗,一双筷子,好单用。碗筷都己遗落了。”[21]蒋庆生访谈中,没谈到蒋妈拿印子钱去天津南开学校看望周恩来的事,他说到东北看望“搞革命工作”的周恩来,与史实不符。另有一些书和文章的作者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特定历史条件下,以朴素的情感,为了说明出生败落的封建官僚家庭的周恩来从小就有受到劳动人民的教育与影响的一面,把蒋氏“曾经到黑龙江找过总理”的不实之事,改编为去天津看望在南开学校读书的周恩来,并称蒋氏是“三个妈妈”之一的“妈妈”,编写的许多关于蒋妈抚养教育童年周恩来的生动故事,都无法找到可信史料依据。有可能蒋氏与周家可能也像某些主仆处得较好的人家一样,她不做乳妈也常到周家,送些新鲜蔬菜。1960年夏,周恩来总理对赴京看望他的中共淮安县委书记处书记兼淮城公社党委书记刘秉衡说“请你们帮助了解一下乳母蒋氏还在不在?我小时候和她孩子一起玩,很要好。”这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很好的。

七、周恩来对六伯父周嵩尧的一分为二

周嵩尧是周恩来二祖父周昂骏的第三子,是堂伯父。周恩来在家庭会上说:“我们上一代,还都去拜绍兴师爷,给人家做徒弟,但没学好,只有二伯六伯学得较好。六伯中了举人,做了师爷,后来还曾给袁世凯做过秘书,在中南海办过公,他赚了不少钱,取了两个妾,他的儿子恩夔,从小不读书,不学好,整天打闹、骂人、欺负人,生了10个儿女,自己没能力供养,靠他父亲供养。封建家庭,上一代钱来得容易,就不会教育好子弟来。”[22]周恩来的亲大侄女周秉德听说六爷爷周嵩尧为坏人世凯做秘书就认为不是好人,周恩来就解释说:“看事情不能那么简单,你六爷做事的那个时代,共产党还没有诞生嘛?他在袁世凯的大元帅府办事处任秘书时,曾经力主南北议和,并一再为南北统一而奔走呼吁。袁世凯一宣布称帝,你六爷就提出辞职回到淮安,带着儿孙住在离驸马巷不太远的一幢条件比较好的房子里,我小时候就听说,此房子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鄂的故居。”周秉德跟着说:“伯伯,你一说住那房子的爷爷,我记起爸爸和我说老家事时提到过他,就因为你学了洋学堂,参加了革命,那位爷爷就以你为反面教材,更不准自己的儿子读洋学堂,都关在家里请私塾先生讲四书五经呢?”周恩来点头说:“这我知道。不过。这也是事实,当年我如果不离开淮安,不到沈阳、天津读书,也不走上革命道路,也可能和留在家乡的兄弟一样沉沦下去呢!”[23]


 

 

第二、周恩来对同辈晚辈教育的一分为二

 

 

 

对同辈和晚辈进行做人做事的身教与言教,周恩来总是既严格要求,又关怀备至。这方面的曲型史料很多,限于篇幅,仅举两点:

一是周恩来在家庭成员会上的《过好“五关”》讲话,是伟大革命家家规家风的理论与实际相相结合经典论述。《过好“五关”》本来是1963年5月29日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负责干部会议上的报告的一部分,主要是教育领导干部廉政勤政为人民,必须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社会关”,也就是要过贪污受贿腐败关。他强调说:“特别是干部子弟,到底是你影响他还是他影响你?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我呼吁我们的领导干部,首先是我也在内的这407个人(指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及国务院73个直属机关的主要领导干部)应该做出一点表率来。不要造出一批少爷。老爷固然要反对,少爷也要反对,不然我们对后代不好交待。我们是社会主义社会,不像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那样,但是历史也可以借鉴。秦始皇能够统一中国,可是他溺爱秦二世,结果秦王朝就亡在秦二世。我们决不能使自己的子弟成为国家和社会的包袱,阻碍我们的事业前进。对于干部子弟,要求高、责备严是应该的,这样有好处,可以督促他们进步。”[24]就是从这个高度的身教与言教,周恩来在家会上专门教育亲属“过好‘五关’”,他说:“我们家的亲属复杂,我们是旧家庭、旧环境、旧观念。怎样才能拖着全家投降无产阶级?我现在就要带领你们投降无产阶级。”“亲属关,也必须一分为二,要有个界限。”[25]这些五十多年前反腐倡廉和家庭教育的重要科学警示,实践证明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具有针对性的现实意义。

二是周秉德等人总结概括的周恩来对他们姐妹兄弟的身教与言教的重要内容而形成的家规,在人民网上专门说明不是硬性规定,不是10条,而是11条。

 

 

第三、历史形成周恩来衰落的封建家庭文化的主要特点

 

 

自古以来,家庭文化,一直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除官以外,即是民。据史书记载:“古者有四民:分为士民、商民、农民、工民。”在清末民初的两淮城市里,有一批不商、不农、不工、不官又不是地主的士民,多数是祖上为官,后代衰落为民,形成一种“书香门第”的“士民家庭文化”。当少年周恩来记事时,其家庭就属于破落衰败的士民阶层。他的家庭文

化很具有代表性,与少年周恩来的成长有直接关系,其特点如下:

一是世代相传的重视儿孙读书的“书香门第”文化。

周恩来出生前做过县官的祖父周起魁(字云门)在世的时期,家庭教子读书的步骤是先做师爷后谋官。周起魁本身走的就是这条路,他的“候补同知”衔是捐(买)的,知县也是捐(买)的。为了好谋师爷、好谋官,他替长子贻赓考中秀才后捐(买)“主事”和“翰林院孔目”衔;替二子贻能捐(买)“国学生”衔;连病残的三子贻奎也捐(买)“国学生”衔,四子贻淦虽然只活到20岁,还捐(买)了“国学生”衔。周恩来出生时做过县官的祖父病故后的时期,周家无人做七品以上的官,没有商店、工厂和大量积蓄,又无土地出租,仅有一处大家庭共住的房子,其生父贻能收入低微小职员,伯父贻赓虽是奉天省财政厅的职员,但薪金并不高,因此家庭经济较为困难。当时在周、万两家附近,不但有新式小学47所,府、县中学3所,而且还有江北大学堂1所。但是周家仍然继承“书香门第”之风,从幼教开始,“五岁从母教,明年入家塾”,认字、学古诗。借钱聘请塾师,教习“四书”、“五经”等儒学读本。周恩来说:“12岁以前我受的完全是封建教育,家里请了先生教书,也是借钱请的。他只为自己考秀才,对我们根本不负责任。我的知识许多都是从小说得来的。”[26]但也必须看到这种传统的教育使周恩来从少年时代开始,就接受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打下了扎实的汉语言文学修养的功底,尤其古诗词家教对他影响很深。他到日本留学还重温嗣母陈氏写的诗。在1918年1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即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他的家教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难能可贵的积极因素,就是嗣母陈氏破除封建家庭“少不看《水浒(传)》、老不看《三国(演义)》”的传统观念,除了讲富有正义感的故事给少年周恩来听,特别又让他看《水浒(传)》等具有反抗思想的小说。他对出自《水浒传》的“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印象很深,对美国记者李勃曼说:“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27]

其三是周恩来12岁离开故乡淮安到东北入新学读书的时期。作为决策周恩来求学前途的伯父周贻赓,根据自己在文明程度较高的东北大城市的感受,对传

统观念有所改变,家中挂着“事能知足心常乐,人到无求品自高”对联,教育侄儿的格言是“孔子儿孙不知骂,曾子儿孙不知怒,周家儿孙不知求”,特别是他毅然决定让侄儿恩来进新式省办学校接受新式教育,在小学阶段就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志向。

二是大家庭成员之间重情重义的亲和文化。在1918年1月9日日记中,周恩来知道八伯贻奎去世的消息,心里非常不安,挂念“四伯不知回淮去没有?上月接八弟来信说鲸(黥)弟已经到了南京,现今大约又要回去,八妈同妹妹又不知怎么样呢?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己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去要。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呢?简直说是穷死了。”接着1月14日,周恩来在日记中进一步说明其八伯(即贻奎)的丧事是由弟兄之间出钱办理的:“四伯的信是告诉八伯死后的一切事情,说是二伯同六伯一共寄去五十块钱,成的殓。四伯得着信,随后又寄去四十块钱,写信给王太爷(没查到具体人),请他到家里去照料。照这样信来,这个信息是一定无可疑的了。可怜听说棺材只二十多块钱,衣裳十几块钱。八伯受苦受一辈子,连死后也不得个好穿、好殓。四伯说:‘我无以对八伯,即无以对祖父母也!’我想起我们做子侄的,现在既没有力量帮助几个伯伯去顾家,还一天一天的饱食暧衣,真是没有一点良心了,要再不着力用功,那还成个人么!”[28]

三是大家庭同住一起生活的大宅院文化。同一个曾祖父的堂兄弟、堂姐妹,都按所谓“大排行”排次序,所以一辈人可以排到十几个兄弟姐妹。周恩来2月13日日记中回忆了童年时代的家庭和谐生活的情况:“想起从前十几年前的事情,一家子好好的全住在淮城。那时候几位伯伯都在家里,就是在外头做事情的,家眷也都是在淮城。众位伯伯跟前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全都是在一个门里头。每天在一起儿玩,有时候恼了,有时候好了,说不尽的好处。”[29]按照这样的说法,周家大宅院中一起生活的约有二、三十口人,类似《红楼梦》和《家》《春》《秋》中的那种大家族文化。

四是封建没落的官僚家庭讲排场的礼仪文化。周恩来在家庭会上心情沉痛对侄儿侄女们说:“我是经过封建教育、资产阶级教育的。对封建教育我是反感的,那时代,到处讲面子,不劳而食,借钱过日子,还死要面子,完全是一派虚假,现在看来,封建家庭一无是处。”[30]

五是破落的封建家庭的经济贫困后的贫市民文化。周恩来回忆自己经历的变化时说:我的“两个母亲死后,我带着博宇和同宇从淮阴搬回淮安,一屁股债,常有人到家来要账,要利息,我就到处典当、借钱,典当时还常被人家嘲弄,所以我是从小就尝到人间的世态炎凉。从10岁到12岁,我当了两年家,在墙上有张纸,要把亲戚们的生日、祭日都记下来,到时候还要借钱去送礼。东家西家都要去,还要到处磕头。到外婆家要走30里地,还要坐船过河,连吃饭都困难,还要搞这种虚排场,就想这家真难当!”[4]由为官时家庭富裕跌落到无人做官的经济贫困的这种巨大反差的变化,加速了周恩来感受到封建没落的官僚家庭的经济贫困,促使其走出周家大宅院,融入贫市民文化,与奶妈家穷孩子们“顽得很好”,从小饱尝民间的贫病交困之苦,有利于他幼小的心灵就有了贫民的情感。但他十分反对对他少年的拔高宣传。1949年4月7日,周恩来向即将参加新政协的部分爱国人士和北平一些大学教授作《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说:“共产党人不是天生的。我的先代是‘绍兴师爷’,什么‘少有大志’那是鬼话。”[31]至于表舅龚荫荪对周恩来政治启蒙与经济资助,周恩来和弟弟周恩寿谈有恩于自己的亲戚,都没提及此事。1921年2月25日周恩来《致陈式周信》中仅说一句:“龚府消息(被官府查封事)须俟兄回淮北后方克等知。”[32]陈式周是过继给周恩来嗣母陈氏父亲的侄孙(属近亲),又是亲属中唯一替陈氏治病、教周恩来自学、资助求学、商谈救国兴国大事、帮助周恩来在上海《申报》发表文章的一位思想进步的亲属,因周嵩尧固守封建传统不讲实际,给何谦秘书的亲属关系名录中定他为“非血亲”,造成同在北京而被拒绝接见、闷郁患病而死的历史遗憾。

最后要着重阐明的是周恩来从理论高度,对“周家士民文化”与其共产主义者思想的初心确立关系的科学概括:“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33]这就深刻地教育我们不论任何人研究家庭文化、传承家庭文化、宣传家庭文化,都必须向周恩来学习,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扬弃糟粕,传承弘扬优秀家庭文化的精华,真正把优秀的家庭文化、美好的道德观念从小就传递给孩子,引导他们正确对待长辈的期望与教育,扬其精华,去其糟粕,关键是要贯彻执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习周恩来“做人”的风范,健康成长,努力成为对国家和人民真正的有用之人!

 

注释:

 

[1]《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

 

[2]《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

[3][4][5][6][7]《周恩来与故乡史料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226页。

[8][9][10][11][12][13]《周恩来与故乡史料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5、226、227页。

[14][15][16]《周恩来与故乡史料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7-228页。

[17]《周恩来与故乡史料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29页。

[18][19]《周恩来与故乡史料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128、65页。

[20][21]《周恩来与故乡史料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81页。

 

[22]《周恩来与故乡史料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36、81页。

[23] 周秉德著《我的伯父周恩来》,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80页。

[24]《周恩来与故乡史料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5、5页。

[25]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6-437页。

[26][27]《周恩来与故乡史料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9页。

[28][29][30]《周恩来与故乡史料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231-232、15页。

[31]《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25页。

[32]《周恩来早期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南开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2页。

[33]《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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