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盱眙博物馆馆藏西晋佛像造像砖鉴赏与探究
作者: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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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苏省盱眙县境内古代文化遗存较为丰富,以秦汉东阳城、唐宋至明清泗州城为代表的古城址与大云山西汉诸侯王陵为代表的古墓葬出土有大量的文物与考古资料,对于地域历史文化研究提供很多极有价值的线索。这里,我们仅就盱眙县博物馆藏西晋佛像画像砖为一例,做一点鉴赏和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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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
佛像画像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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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时期,战乱频繁,南北动荡不安,盱眙为临淮要地,更首当其冲,故这一时期所留存的文物资料颇为有限。然而,七十年代以来,盱眙境内多处西晋墓葬中相继出土了一批画像砖。这些画像砖多为青灰色,一般砖长在36厘米、宽17-18厘米,其花纹均为模印,有的三面花纹,一面铭文;有的四面皆花纹,还有一种只在长侧面或短侧面有花纹。这些画像砖纹饰精美,题材多样,具有西晋时期画像砖石的典型特征。

盱眙馆藏西晋佛像画像砖于1974年在盱眙城南的沙岗出土,同墓葬出土的还有带铭文“太康九年五月”的墓砖。“太康”为晋武帝年号,太康九年即公元288年,结合墓葬形制和墓砖纪年,可断定其为西晋墓葬画像砖。

这块画像砖长37厘米,宽17.5厘米,砖的一平面有上、中、下三幅端坐的佛像,佛背部有佛光,左右手各执有两枝莲花花蕾,双手置胸前,神态恬静,安逸,属于典型的早期佛教造像“项光佛”形象。砖的一长侧面有飞天图案,上刻绘三个飞天,雁行于空,衣裙飘曳,彩带飞舞,体态俏丽,翩翩起舞,翱翔天空,三个飞天中间用花蕾间隔作为装饰。画面为模印,画面图案全部用凸线条表现。南京博物院、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日本龙谷大学等中日专家编纂的《佛教初传南方之路文物图录》便收录这块集佛像和飞天像为一体的佛教文物。该块佛像画像砖曾受到日本学者的高度关注,于2004年作为国宝在日本展出。

从佛教文化史的视角看,盱眙出土的西晋佛像画像砖具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佛教初传入中国的时间,学界尚无定论,一般以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使臣伊存向博士弟子景卢传授《浮屠经》, 作为佛教传入汉地的标志。东汉乃至西晋时期,佛教尚以异域而来神仙方术的面目传播,故汉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足可见汉晋上层贵族对于早期佛教的认识。东汉时期开始,与佛教信仰有关文物遗存开始出现,然而为数极少。近年考古发现的这些早期佛教遗物中,有这些据考证都是汉代的作品,如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四川乐山崖墓的佛雕像、彭山崖墓内发现的陶制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这些早期佛像造型也以刻绘古朴、单个或多个佛像简单排列居多,或刻绘于墓葬砖石之上,或塑形于墓葬明器用具上,作为超度死者、礼奉神仙的象征而流传,并没有形成南北朝以降复杂的佛教艺术体系。

曾经一段时期佛教研究,注重自西域沿丝绸之路传入新疆及内地,即北传佛教路线的研究。近些年来,我国南方的早期佛教遗存,越来越受到重视,南传佛教,或沿着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入中国的佛教传播路线愈发清晰。现在的考古材料来看,东汉乃至西晋时期,我国南方出现不少具有佛教文化因素的画像石、佛像图纹铜镜、带佛像摇钱树(尤以东汉四川地区为盛)等器物,鎏金铜像、陶瓷佛像等更具艺术表现力的早期佛教造像也应运而生。值得注意的是,盱眙出土的西晋佛像画像砖,其形象具备汉晋早期佛教造像的普遍特征。我们可以稍作比较:

四川乐山麻壕崖墓的享堂顾枋上有高浮雕佛像,高37厘米,厚37厘米。高肉髻,绕头有圆形项光,身披通肩袈裟。结跏趺坐。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袍角。手法为平面凸起的阳刻,上体刀法很深,露出的手和下体衣纹都用阴线。附近风格相同的崖墓中有东汉顺帝永和(136~141),桓帝延熹(158~167)纪年铭刻,可断此佛像年代。

四川彭山县汉代崖墓出土灰陶摇钱树座,通高21.3厘米,座上塑佛像。佛像头上肉髻,刻阴线纵纹,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执袍角,趺坐,着通肩袈裟,阴线衣褶,线条分明,旁立二侍者,右胁侍穿交领衣,手持物,左胁侍右手举起。座下塑双龙衔璧。其年代处于东汉偏晚时期。

山东沂南汉墓出土有线刻项光童子像。在墓中室八角柱南面和北面上端,各刻一童子,绕头有项光。此造像的年代为东汉晚期。

此外,江苏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中也存在佛道交融的佛教题材造像,其内容以释迦牟尼佛的本生和本行故事为题,有佛、菩萨、弟子、力士和供养人等造像,风格古朴,与同一时期南方佛像造型存在一致性。

宿白先生在《四川钱树和长江中下游部分器物上的佛像——中国南方发现的早期佛像札记》一文中,将早期中国南方佛像的典型造型归纳为高肉髻、具项光、着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的高浮雕佛坐像。宿白先生的论断大致依据东汉晚期的乐山崖墓高浮雕佛像、沂南汉墓项光童子像、彭山崖墓灰陶摇钱树座等佛教造像特点以及三国吴至西晋时期南方陶瓷罐贴塑佛像的整体特征。对比盱眙西晋佛像造像砖中的佛像造型特点,虽然其年代差不多要稍晚一个世纪左右,不过“高肉髻、具项光、着通肩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握衣端”的早期佛像造型特点非常明显。

由盱眙馆藏西晋佛像造像砖出发,我们还可以由此对于汉晋时期早期佛教在今天苏北、苏南地区的传播情况作一点探究。

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65)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楚王刘英定都彭城(今江苏徐州),与盱眙地区所在的临淮郡相邻。据《开元释教录》卷一记载,东汉末年盱眙所在的临淮郡便有高僧严佛调,此为文献所见之我国最早的出家僧侣。又据《三国志·吴书·刘繇传》记载,东汉末年下邳相笮融建造了一个规模宏大的佛教寺院,据说可容三千余人,其中还安置了身穿锦彩衣物、铜质涂金的佛像,这是中国的造像立寺首次见于正史记载。而东汉下邳位于今江苏省睢宁县古邳镇,与古盱眙地区同属临淮郡,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改临淮郡为下邳国。再佐之以连云港地区约为东汉时期开始凿刻的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可见汉晋时早期佛教造像传播过程中,今苏北地区为重要中心。

此外,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治下,名僧康僧会从交趾到吴国传教,于赤乌十年(247)在建业立建初寺,设像行道,其后支谦等僧侣也避乱入吴。自三国时代开始,早期佛教在南方逐渐扎根,并以建业(建康),即今江苏南京为中心,最后发展成“江南四百八十寺”的南朝佛教盛况。盱眙地区在六朝时期长期隶属于南朝范围之内,且其地理位置也距离江南佛教中心不远,东吴至东晋时期的苏南佛教传播对于盱眙的影响也不应忽视。

在汉晋早期佛教传播史中,盱眙虽不起眼,然而其处于苏北、江南两大早期佛教中心之间,在盱眙的西晋墓葬中出现早期佛教文化遗物,自然亦非意外。著名学者陈寅恪曾说道教起源于滨海地区,佛学专家汤用彤又指明东汉的佛教是依附于道教而存在的。盱眙出土佛像造像砖无疑是早期佛教文化研究难得的实证资料,而这也是这块看似平淡无奇的画像砖背后所隐藏的重要文物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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